— 原刊於01哲學—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發現了一本辛波絲卡的詩集。她是Roman Gren最喜歡的詩人——Roman Gren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

 

辛波絲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曾說過這段話,他所說的《三顏色》,就是他鼎鼎大名的「藍白紅三部曲」(Trois Couleurs)。今天,是詩人辛波絲卡逝世的五周年紀念日。這位睿智、慧黠、博學而敏感的波蘭女詩人,曾以詩歌奪得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第三位獲得此獎項的女詩人,也是第四名獲得此獎項的波蘭作家。辛波絲卡的名聲早就響徹國際,中港台三地早就出版過她的翻譯以及專書。在台灣推廣波蘭文化的林蔚昀,去年書寫《猴子輕柔的鐵鍊聲──從辛波絲卡的詩,看波蘭百年來的歷史難題》 一文,以歷史角度切入辛波絲卡的詩歌(抑或相反?以辛波絲卡的詩歌切入波蘭的歷史進程)。而陳黎、張芬齡翻譯的《辛波絲卡》一書,辛波絲卡的簡介則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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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各的兩隻猴子,輕柔的鐵鏈聲

 

1923年在波蘭出生的辛波絲卡,1931年隨家庭遷往克拉科夫,並在1945年在波蘭的首席學府修讀波蘭文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這短短一句話,可以看出數個重點:其一,她出生於一戰以後的波蘭,並在成長期間經歷了二戰;其二,假如你對克拉科夫這個譯名不太熟悉,它的波蘭名字是Kraków,二戰時期惡貫滿盈的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就在克拉科夫的西南60公里之處;其三,在動亂而絕望的歷史大環境裡,辛波絲卡仍以22歲之齡進入大學。

 

在波蘭被戰火與冷戰蹂躪的二十世紀長大的人們,會因著反納粹法西斯以及種種原因,選擇投向另一方面的意識形態陣營——共產主義。1945年當辛波絲卡打算推出第一本詩集時,政局變易,波蘭共產黨主張文學應當為社會政策發聲,簡而言之,就是蘇聯共產黨所主張文學必須反映現實。1952年她的這部詩集《存活的理由》才真正出版,然而辛波絲卡後來對於這種為和平奮鬥與建設社會主義美好社會的詩集顯出厭惡與悔恨,在後來的結集裡她沒有收錄裡頭的任何詩歌。在1976年,她回首過往出版的180首詩歌,只有145首是自認成熟之作,不成熟的作品(無論是詩藝的未成熟,還是思想的稚嫩)是否就是服膺在波蘭共產意識形態的作品呢?我們未能得知。不過,至少,使得辛波絲卡成名的絕對不是這部詩集的作品。

 

1957年,終究完全放下政治主題的辛波絲卡,出版詩集《呼喚雪人》,主要處理人與自然、歷史、愛情與歷史的總總關係,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布魯各的兩隻猴子〉:

 

我不停夢見我的畢業考試:
窗臺上坐著兩隻被鐵鏈鎖住的猴子,
窗外藍天流動,
大海濺起浪花。

 

我正在考人類史:
我結結巴巴,掙扎著。

 

一隻猴子,眼睛盯著我,諷刺地聽著,
另一隻似乎在打瞌睡——
而當問題提出我無言以對時,
他提示我,
用叮噹作響的輕柔鐵鏈聲。

 

這首詩有兩種流行的解讀,其一是辛波絲卡對於動物的關懷,這點下文會再次提及,但簡而言之是她對於自然、動物、地球甚至外太空和死物都帶有關懷與悲憫,被鐵鏈拴著的猴子無言地嘲諷考著「人類史」的女詩人,簡直是對於人類多年以來妄顧動物權益的一記重拳;其二是對於蘇共政權在二戰及冷戰時對於波蘭的統治,高壓政治之下她考著人類史,而被蘇聯控制下的波蘭就如同一群被鎖著的猴子,諷刺地聽著如今的歷史。如是,辛波絲卡是否真正放下社會主義給她籠罩著的陰影呢?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但無論如何,她在詩歌中主要處理的議題,早已由單純地建設社會主義,轉移到人類與自然的層次了。

 

人類的邊緣,結束與開始

 

在1953至1981年,辛波絲卡在《文學生活》周刊擔任了將近三十年編輯,並在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專欄裡,引介不同書籍,其中的數量甚至不是文學優先,而是音樂、工具書、繪畫、哲學、百科全書等等,其中更有大量關於動物知識的書本。人類和動物該如何相處,人類真的如此重要嗎?辛波絲卡一直詢問這些問題。後來,她出版的詩集也不停諷刺著人類的驕矜自大:「我為桌子的四隻腳向被砍下的樹木致歉。」(〈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所以這隻死掉的甲蟲躺在路上,在陽光底下無人哀悼地閃閃發光。」(〈俯視〉)「外太空自身俱足,亦即——完美。(但人類的)嘲弄者對此絕不寬貸。」(〈警告〉)

 

在這些年裡,辛波絲卡的名氣一直積累著,到了1976年,她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初刷一萬本在一周內馬上絕版,這是真真正正巨大的數目。在巨大的數目裡,辛波絲卡所關注的是微小的、少量的、在地理上或認知上邊緣的、抑或,在記憶裡被排斥到一個角落的某種感覺,某種意象。這種關懷讓她一直書寫到九十年代,出版了詩集《結束與開始》,與詩集同名的一詩就這樣寫著:「每次戰爭過後/總得有人處理善後。/畢竟事物是不會/自己收拾自己的。〔…〕並不上鏡頭,/這得花上好幾年。/所有的相機都到/別的戰場去了。」

 

邊緣,冷靜,而且語言節制。辛波絲卡可以用最短的語言去呈現一個意象或一個感覺,並且如針刺般把社會、時代甚至人類的荒謬都突顯出來。在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給她時,評審語是「詩歌中精確的諷刺,使歷史與自然的概念燃亮了人類如今的現實片段」(for poetry that with ironic precision allows the historical and biological context to come to light in fragments of human reality)。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然而,對於詩歌,辛波絲卡卻有著懷疑的心。在九十年代收錄的作品〈有些人喜歡詩〉裡,她說「詩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我不懂,不懂/又緊抓著它不放,/彷彿抓住了救命的欄杆。」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女詩人也如此說著時,可以一見詩歌在世界舞台的邊緣地位。

 

辛波絲卡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寫詩本身是不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假如用一種切割排除的思維去想,很容易就會詢問一個問題:「為甚麼非如此不可?為甚麼,一定要寫詩?這個主題,是不是必須要用詩歌去處理?」這系列問題很容易就能讓寫詩的人啞口無言。然而換位思考的話,總沒有一個題材,是特別適合某個文體的。而且詩歌卻在社會裡從未缺席,從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名單,到社會上的出版,到文學教育之中,現代詩歌雖然聲音微弱,卻終究不斷發聲。而詩藝的高低、對於語言音樂的敏感度、對於社會、時事、以及世界的關懷等等,詩歌都可以承載與其他文體相異的觀感與閱讀經驗。不過寫詩……寫詩究竟是甚麼呢?寫詩必定是荒謬的,但它就是一種必要的荒謬。比辛波絲卡早三十九年,於1957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簡明地指出荒謬的源頭,就是人和世界要求和回應之間的不相應而產生。如果你寫的詩沒有意義,世界又不符合預期,難道詩人就要選擇去自殺嗎?如果以卡繆的說法,就是要如同西西弗斯一般,把思想轉向,覺得自己可以蔑視世界的規矩,獲得思想上的自由。

 

如果以辛波絲卡的回應,她可能會說,詩歌,就是「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也許,如果是向諸神與規矩抗議的話,那就是「人類之手的復仇」。(〈寫作的喜悅〉)那無疑是完全荒謬的,但還是要堅持寫下去。堅持寫下去,就是對於荒謬諸神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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