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刊於Openbook
堅守言論自由是困難的，但在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為困難。死亡的陰影隨形掩至，在家門口守著瞄準開槍。在1993年的俄羅斯，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與幾位記者創辦了一份立場親自由派的報紙《新報》，主力報導俄羅斯境內的人權、貪腐、濫職等問題。《新報》獲得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捐出的一部分諾貝爾和平獎獎金得以運營——戈巴契夫在1990年因「在和平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獲獎。31年後，穆拉托夫於2021年亦因「捍衛言論自由這一民主與及長久和平的先決條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人的獎牌都沾滿了北方雪原的死亡氣息，獎牌搖晃時反映著俄國大地動蕩的寒冷陰影。
在《新報》最年輕的記者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 1987-）眼中，「大塊頭的穆拉托夫蓄著鬍子，有雙藍眼睛，宛若海明威再世」。他總是穿著破爛T裇，大學讀民俗學，喜歡用大手筆來推動龐大的計劃。在俄羅斯推動新聞自由的大計劃意味著危險，也意味著自取滅亡。在穆拉托夫擔任總編輯期間，一共有六名記者遇害死亡。鈍器襲擊、毒殺、槍殺、綁架虐殺。全部都能合理懷疑是政府或權貴所為。
科斯秋琴科寫道：「伊果、尤里、安娜、斯坦尼斯拉夫、安娜斯塔西雅和娜塔莉亞的照片，掛在我們舉行編輯和選題會議的桌子上方。每次有一張新的照片放上去，我們就試著把它與其他照片掛開一點，讓牆上不留多餘空間。當你無法保護自己和同伴時，自然會變得迷信起來。話雖如此，每次發生新的謀殺案，那些黑白肖像就會彼此靠得更近一些，而牆上總有空間再掛一張照片。」
穆拉托夫與科斯秋琴科只差一些就成為了照片。成為靜物，成為一個言論自由的圖騰。2022年3月，穆拉托夫因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收到兩次政府警告，為保護員工安全，他決定關閉《新報》。一個月後，他在俄羅斯的火車上遭到身份不明的男子潑灑含化學物質的紅漆——美國情報局認為襲擊由俄羅斯情報部門主導——他視力受損。事後俄羅斯調查機構沒有對此展開刑事調查。至於科斯秋琴科其時正前往烏克蘭馬里烏波爾報導，得知自己被懸賞暗殺，輾轉流亡歐洲。她亦一度遭情治單位下毒，萬幸大難不死。
流亡期間，科斯秋琴科於2023年10月出版了《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它是一部回憶錄，也是一部報導文學。在同年12月底，衛城出版了繁體中文版，由胡宗香翻譯。全書每一章節都分為兩個部分，前半篇是個人回憶，寫科斯秋琴科為何入行當記者，在報導途中所見的死亡與不義；後半篇是報導，她16歲就擔任記者，那是2003年，並在一年後她擔任了《新報》的實習生。此後的歲月她全部奉獻給它。她說，這是一個邪教，但也是她的家庭。「在外面的世界，法西斯主義開始籠罩我們的國家。我們盡己所能地描述這個過程。我們善盡職責，真的付出了全力。外面的一切令人恐懼、厭惡和心碎。裡面，我們的世界很溫暖。」
溫暖的世界很容易就瓦解了。《新報》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全因為它確實盡己所能地凝視了俄羅斯凍土的陰暗角落。國土幅員廣大，政黨的太陽照不進去，首都以外的地方輕易就納垢了。當然，普丁治下的政府也並非不藏污。俄羅斯政府本身就是一個時常日蝕的太陽，它本身就在一個舊政府失能的狀態下迅速成立，其後多次動蕩——這也是為何在一些俄羅斯人眼中，戈巴契夫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個笑話——直到普丁降臨，他確保了國家安全。國內是比較穩定了，但並不保證自由。這從《新報》六位記者和流亡的科斯秋琴科的下場可以得證。
《我深愛的國家》是一本需要逼視的書，它由遠及近，從外到內。在全書最開始的部分，也是離我們最遙遠的座標，記錄的是幼年的科斯秋琴科和2008年的克里姆林宮。在那時，局勢儘管糟糕，但遠未及今時今日的可怕。雖說如此，科斯秋琴科的寫法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記者亞歷塞維奇相近：引用大量受訪者的述說，讓非虛構的力量堆疊加重，升溫加壓。《我深愛的國家》並不只有作者的聲音，它主要的聲腔來自俄羅斯裡無權勢者的吶喊。他們的吶喊是寂靜無聲的，他們的聲音由《新報》歸納轉述。兩端的死亡由此共通連接。
「2006年10月7日，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遇害，在她住的大樓電梯裡遭到槍殺。一共五槍命中。是安娜的報導讓我想成為記者，她是全世界我最敬重的人。我的辦公室就在她隔壁。有時我會留幾顆蘋果在她桌上，但我們從沒交談過——我心想，我還年輕傻氣，這件事不急，我還有時間。我從來沒容許自己想過她可能會死。」科斯秋琴科這樣記述道。小時候，她碰巧讀到一份《新報》，看到關於車臣的一篇報導，才知道國家的真相。這份報導由安娜所寫。這讓她想到《新報》工作，後來得償所願。只是從此，她與死亡為鄰。在安娜去世的六個月前，科斯秋琴科才剛由穆拉托夫升職為專欄記者。六個月後，安娜遭到謀殺。「我花了好多個小時與死亡討價還價——如果馬上找到兇手，能不能讓她復活？如果我承諾把所有我想說卻不敢說的感謝話都告訴她，說她如何改變了我生命和許許多多其他生命，她能不能死而復生？她不能。」
她有一枝非常好的筆，只不過落在一個非常差的國度裡。這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如今她離開了，但家人仍在。
《新報》讓科斯秋琴科的眼睛被點亮了，但並不擴散到她的母親身上。她為母親買了一台筆電，教她怎樣搜尋東西。而她的妹妹也仿效她，給母親買了一台電視。在電腦與電視之間，老來學習使用新科技的母親自然選擇了電視——而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就這樣入侵了她們家。2013年，在與母親通電話時，母親說：對你而言，烏克蘭是外國，但我還記得基輔屬於我們的年代。那是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的前奏，也是普丁入侵了她們家庭的序曲。他們大概也絕未想到，九年以後，科斯秋琴科也沿著類似的路線，進入烏克蘭，從此不再回家。在臨行前，母親對她說：記得把外公的照片帶著。
在一些國家，又或一些階層當中，大敘事從未隨著時日又或科技發展而消弭。又或，政權知道如何利用媒體，一如俄羅斯政府利用電視，又或如今的社交媒體，落到大眾眼中。《新報》抗衡著這種官方敘事，以性命與倒閉作為代價，言論自由雖然可貴，但和平卻從未眷顧到他們身上。在冷戰時期的核競賽裡，無論是文學電影或是社會學，都告訴我們距離地球毀滅世界大戰只不過是一線之差。堅守言論自由是危險的，但在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為危險。我們進入現代才不過多久，和平也絕對不在所有人的身邊。
科斯秋琴科如今已經永遠離開了普丁的俄羅斯，在全書最後，看見到她的謝辭裡提及布拉格公民社會、揚．米哈爾斯基基金會、拉維尼堡國際作家屋，這些都是先後提供她流亡住處的機構。「我在失去家園和國家之後寫作這本書。」她說。而她沒說為何俄羅斯是她深愛的國家。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雖然國家迫使她選擇了一條流亡的路線。而這條路線將會繼續——這與冷戰時的流亡路線而不相同。在往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導致流亡，如今，是集權（極權）與自由（人權）之爭。
極權沒有記者的臉，只有《新報》辦公室的六張照片高懸著他們的犧牲。他們甚至連死時都沒有尊嚴，「娜塔莉亞的屍體在公路邊被人發現。她頭部與胸口都有槍傷，鼻子被打斷，手臂上滿是瘀青和膠帶痕跡。黑色蒼蠅大量盤旋在她的屍體上方。她死不暝目。」記者沒有臉，但文字有臉。一張臉犧牲了，他們讓更多人看見更多的臉。這些臉屬於俄羅斯陰暗的角落。永夜無光。
冷戰從未真正結束，從俄羅斯的這些報導文學——亞歷塞維奇、科斯秋琴科、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可以看見。它只是改頭換面，而今在戰火裡圖窮匕現。在宏大世界與官方敘事的轟隆巨響裡，《新報》與它的記者們從危險裡為我們盜來了火。這些火種都是被壓抑的、無權勢者的低泣。火可以取暖，可以防禦，可以攻擊，可以煮食。學習歷史就是學習與火共處，直接一點來說，學習一種在不傷害人作為前提之下，不被傷害甚至保護鄰人的生存模式。如今，一盞被稱為伊蓮娜．科斯秋琴科的火苗被驅逐出境，搖曳求存，並刻烙出這部《我深愛的國家》。也許它離我們很遠，又其實相當接近，在海峽的這頭，幾乎能感受到指尖燒灼的劇痛。祝願一切平安，亦感謝寫出這部優秀的作品。我衷心推薦這部作品。
Temporary Pl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