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雜種」是研究香港文化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把它封殺或和諧掉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實話實說，有點忘本了。陳冠中當年就提出過「雜種本土主義」，還有神奇的「雜種世界主義」。可以稱他為這個說法的第一人，簡稱雜主席。雜種一詞來自hybrid，一種混雜、揉合、拼裝與組構。
「香港整個文化發展應用『附加』（add-on）的方法。」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裡展開雜種的論述，香港開埠百多年來一直累積各種資本，有好有壞，但以班雅明的說法來講：歷史不能從頭來過，所有的努力是對既有現實的附加。香港很雜，我們掛在口邊「華洋雜處」裡的雜。它不是單種和純種的，也沒有甚麼本質主義或原教旨主義。陳冠中說：「換個角度說，有了寬容，才有雜種。」現在香港禁了雜種，當然是因為政府禁止我們寬容。
我們今日回過頭來閱讀陳冠中，是為了尋找一些關於香港文化的脈絡，一些「從何而來」或「往哪裡去」的啟示。在這其中不包括三大問題的最後一問「在哪裡」，因為這些作品始終已是十五年前的了，對如今的我們而言，只不過是「從何而來」。但我們先再往回推個一百多年吧，回到清朝，所謂漁村時期。我們現在只集中在文化，忍痛將政治或經濟擺在一旁。
在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13種語文的刊物，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官方還固定翻譯香港的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陳冠中的《下一個十年》歸納了早期香港的文化史，在1874年——陳奕迅出生的100年前——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還提倡變法自強。這比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等人還早了二十多年。
時間快轉五十年，到1920年代時，清帝國亡了，民國又在重整秩序，香港文化進入了一個混雜的時期。殖民地政府在這裡居然提倡振興傳統國粹，好像在說「你可以學習殖民宗主國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不過我們也知道，政策從來都是堵不如疏，而英政府確實沒有大力推行從上而下的嚴格規定。王韜以後的五十年來，奠定了香港百多年來（至少到2000年代）的基調：
「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刻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暗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
這最明顯的狀態，莫過於1949後。各省來到香港的人多了，在廣東人眼中，通通都是外省人，其中最大聲的就是上海人。從1949到70年代，香港有過二十多年來的國語文化流行期，我們也記得陳慧《拾香紀》裡有角色的興趣就是唱國語歌，那是上世紀的盛況。
不過，陳冠中舉出了兩個60年代的案例：其一，1964年披頭四（Beatles）來港演出，將香港放在英美的時尚文化地圖上，一時間香港出現代溝，上一輩的衛道之士決定禁播，但下一代直接搖滾起來，長髮短裙無一不有。西學為用了。其二，1967年由崑南等人創辦了《香港青年周報》，講的是為甚麼香港學生沒有自己的刊物？有香港人，就應該要有香港文化。香港主體性開始了。
陳冠中在《下一個十年》裡的小總結相當有用，我在講座時經常拿來引用。他說，在1950年代，香港至少已經並存八個可辨識的文化系統或亞系統：
一）中國傳統文化；
二）廣東地方傳統文化；
三）廣東以外各省地方傳統文化；
四）民國新文化，在戰後香港主要為上海都會摩登文化；
五）中共黨國文化；
六）英殖文化；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英語文化為主；
八）雜種本土文化。
以上這些文化，共同構成了第八點：「雜種」香港的根基。一種創造性毀滅、混血、自主創新的新品種、新傳承。雜種本土化可以說是以香港為主體，把上述七個系統的文化拿來揉雜的創新生產過程。重申一次，雜種之所以可以成立的原因，是因為寬容。雜種來自生機，也來自香港人把東西「搓埋一舊做瀨尿牛丸」的技術。
在討論一個地方為甚麼會出現本土文化時，陳冠中做了一個判斷：一個地方的本土文化的出現，不可能是因為「比較優勢」，不然大家都會跑去看美國電影，看日劇韓劇，聽西方主流音樂了。本土文化講的，其實是進口替代。換言之，曾經有一些具備巨大優勢的文化進來了，其後本土化，讓本地文化佔更高的市場份額。
香港的例子就是這樣，從50年代開始，八個文化系統有時互相拒斥，有時勾結共謀，最後揉合在一起，雜種了。這雜種的歷史已經太久，久得當我們聽到有人說「我們要回去純粹的香港」時，根本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陳冠中也直接明言，深究起來，可能也只是上一階段的雜種化成果而已。那是還原不了的，一旦還原其實就是破壞了，我們只能繼續往前走。
「這裡要補充的是：雜種化不等於說沒有根，而是多過一條根，雜種是兩個或以上的種的結合，是不能拆散還原的，還原就是能量的流失，就是死亡。」如果我們仍要進行外來文化的本土化，這就必然是個雜種化的過程。在陳冠中的眼裡，若要前進，一切已在地的文化資源都是可以挪用的。那是相當實用主義的觀點，當然，非常香港。本質為次，變化為主。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
但單純只講雜種和揉合，香港也不一定會成為現在的香港。在地球上的各個殖民地，也必然經歷過雜種化；一些後進的大城市，也肯定經歷過在地化。於是陳冠中整理了香港文化的五個維度：世界主義文化、城市文化、半唐番文化、工夫文化、can do文化。前面三個可以簡單歸納為雜種，後兩者則比較有意思了。
工夫也就是功夫，兩字可以共通，香港是個講武俠江湖的地方，我們有金庸也有古龍。所謂的功夫主要指向勤力、恆心、負責、誠信、榮譽、修煉等等。簡而言之我們可以想像郭靖，反正郭靖是由香港人寫出來的。「以前香港的功夫電影，主角都很仗義，背後有高超的技巧做後盾。當然，他們的功夫是由紮馬站樁等基本功開始苦練出來的。」
功夫的另一面是can do精神，can do精神曾被曾蔭權特首提起過。陳冠中翻譯過來，can do就是搞掂——搞掂精神。意思包括完成了、沒問題、這是可行的。說一個人「掂」就是他能幹，有水平。「香港的搞掂精神，大概跟廣東人的敢為天下先，和1949年後南來的海派商人創業精神有點宗譜關係。」
不過can do也有點問題，因為它通常存在於世道較好的年代，如果社會沒有機會，再掂的香港人也不搞了。not can do了。所以，其實搞掂和功夫是互補的，一個是內功，一個是外功。研究發展就是功夫加搞掂，創業創意就是搞掂加功夫，所謂藝高（功夫）人膽大（搞掂）。兩大訴求缺一不可。
搞掂加功夫加雜種，是陳冠中在2000年代為香港文化歸納的過去與未來，說真的，如今依然沒有斷絕。至少現在我們還會說搞掂，時勢艱難，我們潛心研究功夫。我這一代香港人，雖然沒有明確制度地學過這些東西，精神依然確鑿流傳。
時日過去，《我這一代香港人》都已經出版快二十年了，2008年的《下一個十年》已經過去，我們抵達了2023年的《又一個時代》。在動蕩的時代，講雜種令人憂傷——如果連啟動雜種化的本體都被連根拔起，還可以雜得去哪呢？又一個時代這個名詞可圈可點，我們都已經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回不去了。
書裡有一篇〈香港與我的開蒙〉，可以看成是《我這一代香港人》的續篇。如果看過後者的話，有很大程度上的重疊——除了文末。文末連接到了當今的狀況，「我們現在碰上甚麼時代？」陳冠中自問自答：「如果用美國獨立戰爭湯瑪斯．潘恩的名句，就是『這是考驗人靈魂的時代』。這個時代很折磨青年，但年輕人有很多工具，有難得的機遇，他們是可以很快的跳躍性開蒙。」
在考驗人心的年代，我們需要搞掂和功夫。這個年代政局動蕩，但以文學而言，是華文最昌盛的年代。「我很鼓勵培養一種超級讀者的能力，尤其是我們的大學應該教育我們看懂四地華文的能力。」陳冠中真正關注的，是四地怎樣去應付這個考驗人的時代。當然，我們不一定真的要理解四地在處理甚麼問題，一時一地已經焦頭爛額了，但這個說法依然源遠流長地接駁了「雜種」，去學，去看，去吸收，回過頭來在地化。
政治所限，又或是身處位置，陳冠中始終避重就輕，畢竟受到考驗的不只是青年。不過對於香港的未來，在《又一個時代》全書最末，他提出的香港文化出路是cyberpunk。「本來全世界就覺得香港是一個最有cyberpunk feel的城市，所以當時有名的《銀翼殺手》到後來其他作品，很多都是想像香港的場景。」
cyberpunk除了外表，還是內心。「在一種苦悶的年代，一種不滿的時代，怎樣把內心表現在外表，在美學上服裝上時尚上？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早就有著這樣一種底蘊。紋身、穿刺、染髮已經做了很久，這兩年抗爭和抗疫的裝備也很cyberpunk。」陳冠中講述的，是一種punk的態度，一種反抗，一種對峙，一種大開大闔——我們沒有理由在一個沒有了小確幸的時代裡面，再講小清新。
「我們不要溫馴地走入良夜，我們要有進取的表現，要給同道知道我們有甚麼心情。」
也許這已經到了真心話大冒險的層次了，但是，陳冠中在這裡所沿用的，依然是那種藝高（功夫）人膽大（搞掂）的邏輯，有了這些，才能勇於去尋找雜種的可能性。cyberpunk只不過是一個比喻，一種時興的潮流和時尚。在核心裡，依然是老話一句變幻原是永恆。在全書的最後一句，我原句摘錄：「我自己覺得我們香港年輕人的潮流應是cyberpunk，這是最撚適合香港共同體現在mood feel的一樣東西。」
從一百七十年前開埠的漁村，到港口化，到如今成為數碼雜種，當中曾有陳冠中一代香港人，亦有後來的許多時代。以橫切面來說，我們能夠看見多個不同的香港如今在本地及海外成型，只是，我希望當我們重訪這些舊日文章時，能抓取一些能稱之為縱向連接的概念。我相信有功夫就能搞得掂，一如我相信雜種無法禁止。
Temporary Pl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