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刊於01哲學—

 


 

1994年,一通越洋電話從瑞典文學院接駁到日本世田谷區,連珠炮發的英語讓接電話的男子不知所措。他看著話筒,並未聽懂對方的英語,在一陣子的通話後外國人掛了線,而日本男子則繼續過自己的日常生活。後來,男子的門前擠滿了傳媒與人群,前來恭賀第二位出自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這才恍然大悟:哦,原來不是邀請我去參加講座啊。

 

他是大江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

 

對於大江,如果用最容易的介紹方法,就用「存在主義」、「戰後」、「傷痕與弱勢」等套語去理解;又抑或可以用「川端康成第二」等等稱號。大江在1957年初初踏入日本文壇時已獲得這個稱號,後來他的確繼川端康成後,成為第二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人。瑞典文學院指大江的作品「以詩的力量建構出一個幻想世界」、「存在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

 

「徒勞——牆壁」意識

 

大江一生人購得的第一本書,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那時他尚未中學畢業。後來他考進了東京大學的法語系,並在大學時期接觸大量存在主義作品,包括沙特與卡繆的文學與理論,那時的大江已經薄有名氣,並已出版多篇小說。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飼育》、《羊人》(或譯《綿羊似的人》)、《死者的招待》(或譯《死者的奢華》、《死者的傲氣》)等等。1959年大江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沙特小說中的形象》,並於翌年到中國訪問,獲得毛澤東、周恩來、巴金、茅盾等接迎。1961年,他終於到巴黎訪問了沙特。

 

1962年,由於大江的一名好友擔心核戰會導致地球滅亡而自殺,大江觸動之下,到了廣島考察原子彈轟炸過後的城市。在那數年之前,瑪格麗特.杜拉絲編劇的電影《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上映了,顯出那時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城市是甚麼模樣的。杜拉絲寫的是愛情故事,而大江所側重於的,卻是傷害、痛苦與悲憫。在1964年,他出版了《廣島札記》。

 

大江的小說時常帶有傷痛與苦難,評論者則把他小說中的意識歸納為「徒勞——牆壁」結構。在大江的大學時期,曾寫下一篇名為《他人之足》的小說,文初第一句已是「我們在黏液深厚的牆壁中,安分老實過日子。」這是一家海邊的未成年人療養所,專門醫治脊椎問題,主角是一名十九歲的少年,是小說中最年長的病人,除了呼喚護士送便器來以外,完全沒有事情可以做,而且知道自己的未來再沒不可能走路了。

 

那是一種巨大的徒勞,甚至連自殺也不可能。曾有一名十四歲少年嘗試以「複雜的方式自殺未遂」,但絲毫未能阻止主角和其他病人感到快樂。因為照顧他們的護士們能用手給他們性滿足,他們可以完全封閉地在這個海邊的療養所裡過安慰的生活。然而,某年五月一個裹著石膏的男大學生來到病院,改變了牆壁內裡的人。

 

男大學生需要在這裡療養三個星期,並不知道自己未來是否再能走路。他與主角分配到同一個房間,然而主角對他完全沒有興趣。女護士曾經想和男大學生發生性行為,但他因為羞恥而沒有答應,並認為「我被像狗一樣對待」,被強制發情。他認為所有病人必須要有改善生活的意志,不能只待在這裡曬日光浴。於是他決定成立政黨,討論外界的戰爭。

 

戰爭與療養所顯然完全沒有關係,但由於學生不罷休地向所有躺椅的少年說教。而且由於他拒絕了護士的「手天使服務」,大家對他也產生了一點興趣,只有主角一人不願接近他,在遠處默默觀看。跛腳的學生不斷呼喊「要恢復自尊」、「參與社會事務」、「關注時事」等等,越來越多病人加入他了,氣氛變得陽光起來,而主角感到日常生活起了變化,有一種模糊的焦灼。

 

直到後來,一眾病人聯名簽署抗議原子彈核子彈,登上了報紙。各人也覺得自己真的為社會出了力,然而主角則是認為學生只是利用了大家的殘障。然而,就在這事以後,大學生的腿被治好了,除了主角以外的病人們都衷心祝賀他,並等候他一起吃飯。然而,當他被治好以後,他卻不再理睬這群殘障少年,這使殘障少年們的熱情完全冷卻,並不再理睬這個學生。當學生被父母接走時,門關上,「原黏液質的牆壁裂縫癒合了」。主角愜意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享受著女護士的性服務,小說結束。

 

烏鴉與光

 

除了學生以外,其實所有病人的治療也是徒勞的。他們深知這個事實,並且拒絕時事、政治等等一切,學生的到來撕開了這個牆壁的缺口,帶來了外界的空氣。雖然如此,當學生治好以後,他再也不屬於這個殘障團體的一員,便離開了這個共同體。事實上,這個地方從來未曾改變過,主角依然過著他這種小猥褻、小快樂的日子。不單是治癒是徒勞,就連學生的政治行動也是徒勞的。

 

這個療養所可以比喻為一個群體,也可以比喻為一個地方,學生可以比喻為政客,也可以純粹地還原為某個大學生團體。但關於《他人之足》的故事,可以就此打住。大江仍有大量隱喻封閉落後的故事,《飼育》說一個落後的日本農村將一個黑人士兵當成獵物般飼育、《人羊》說一群酒醉的美國士兵把整輛巴士的日本人當成羊那樣打屁股,而且沒人敢報案或向其他人說。故事以近乎殘酷及政治不正確地揭示那個時代日本社會的弱勢與扭曲。(甚至有人形容大江因為揭露日本的弱勢而獲得諾貝爾獎,這是後話。)

 

1963年6月13日,大江健三郎的兒子出生。這個孩子在廣島出生,如前文提及,大江正在那裡考察二戰破壞的痕跡。然而,他的孩子卻是是個嚴重殘障,他後腦長有肉瘤,就像有兩個頭那般大。醫生說,這個肉瘤即使做了手術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就算治好了也必然有智力障礙。大江的妻子在他還未反應過來時就把孩子送進了手術室。大江健三郎在那時悲痛不已,事實上,這是他生命中其中一個最大的挫折。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正在與母親討論兒子命名的問題:

 

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在這種時刻往往會說一些不入耳的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烏鴉這個名字。大江烏鴉就是你孫子的名字了。」我剛這麼一說,母親便怒上心頭,下樓去自己的房間了。我也感到了後悔,卻是毫無辦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門去辦理戶籍手續,母親對我說,「烏鴉這個名字也很好嘛。」於是我終於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對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說起來有點兒開玩笑的感覺,由於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這個發音則合著那個韻腳。

 

大江光的出生雖然讓大江健三郎痛苦無比,但他堅強的意志力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三歲的時候,大江光一聽到貝多芬的音樂,就發出「貝——貝——」的聲音;一聽到蕭邦的曲子,就發出「邦——」的叫聲。在成長途中,父母發現他有出乎意料之外的音樂才能,並加強音樂培訓。他13歲開始作曲,並於1992年10月推出「大江光の音楽」大碟,至今仍然活躍,「光」之一名和寓意,在他身上完全顯現。(延伸閱讀: 以音樂尋求和世界對話:日本當代音樂家大江光介紹

 

諾貝爾文學獎以後

 

在大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台灣隨即開始了大量翻譯大江的作品。《死者的招待》、《飼育》、《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作品就是在1994年以後的兩年內譯成。2011年林水福和陳諭霖合作翻譯的《飼育》一書出版,這篇Events就是按照這個版本的翻譯書寫而成的。

 

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大江曾短暫封筆,直到1999年《空翻》一書強勢復出。2005年又曾以《別了,我的書!》向自己的過往告別,後來又繼續書寫。大江的書寫不斷自我推翻,否定,然後建立,每一次的更新也是一個進化,這就是大江健三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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