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殉道者——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 原刊於《如水》雜誌

從《時代革命》於二一年七月在坎城影展公開放映以後,導演周冠威每隔一陣子就會收到記者傳來的專訪邀約,從簡單問幾句意見到長文專訪也有。「原來真的要等到別人問,我才能挖掘出自己的內心世界,」周冠威說:「我很喜歡做訪問,因為只有訪問才能把我的潛意識帶到意識這邊……只有訪問才能說出我的靈魂。」

靈魂、救贖、勇氣與盼望,在各種各樣的訪問中,寫周冠威的文章常常都染上一陣基督教的氣息,使電影藝術跟社會事件都冠上了神學的意味。其中提到他為了電影和社會公義不顧一切的描述很多,到他公開說到自己沒有意願離開香港後,媒體大眾更為他貼上了殉道者的標籤。然而不只於此的,是周冠威在宗教語言以外,對於電影藝術的思考亦相當深入。他是一個會反思並且突破既有標籤的創作者:「其實我並不想用殉道者這個字眼,但是這個社會迫使人們要有殉道的心態才能創作,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在這次訪問裡,我們嘗試在單向的殉道標籤裡,挖掘出周冠威從宗教出發深入思考藝術的一面。

一場連綿不斷的犧牲:死在價值中是最佳結局

自二十多歲決志信主的周冠威在舉例時經常顯出他受基督教的影響,比如他會說,使徒保羅在晚年被捕囚禁,在獄中書寫的信件後來成了新約聖經,犧牲和受難能夠轉化為創造;又比如說,他在訪問中曾經提過最想拍的是一些善良的、慰藉人心和改變生命的電影。他相信信念是一種有機會帶來苦難的事,但人在受苦的過程途中是喜樂的。

良善是一種立體的存在,它的背面是惡,兩者相互依存;良善也是存在於時間當中的,它會前進以及變化。「保羅的獄中書信表達了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的意願,他教會我們如何在受苦裡得到喜樂,」周冠威說:「而我是一個很想進步的人,於是信仰和電影是相通的,兩者都讓我成為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犧牲是基督教教義的主旋律,而周冠威的一生確實也是從不斷犧牲中走過來的。在其他訪問中提到的殉道者面向,除了《時代革命》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外,更多還是他過往對於電影藝術的犧牲。在中學畢業後,周冠威原先想要打工賺錢自學電影,但工作實在太忙,幾乎沒有學習的時間與體力,於是他重新報考公開試。這樣一考,就連續考失敗了三次,演藝學院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給他,後來再讀兩年書考上高考才成功讀到電影。從那時他就萌生了一個想法:「死在片場裡是我的最佳結局。」

然而這個想法到後來卻變化了,正如良善經歷了時間洗涮後會變形,社會事件的陸續發生也使周冠威改變了想法:「應該說,死在價值裡才是我的最佳結局。」從一四年,到一六,其後是一九的社會事件,無論是善良的,還是慰藉人心或改變生命的事情被惡所沖刷過後都改變了形狀。「聖經裡有句說話,叫作『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是香港政府這麼多年來都讓我們生存在它的謊言底下,我非常痛心,轉而想要找個方法表達香港現在所發生的事。」而他找到的方法就是電影。

周冠威提到了由他所執導的《十年》中〈自焚者〉一部短篇電影,當中一名角色為抗議政府,於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自焚而死。他說,拍電影並不只想描述邪惡,更重要的是講人性光輝,而在〈自焚者〉中角色自焚的場面裡,他更刻意去掉火焰或痛苦等一切聲音,只剩溫婉的音樂。「這裡的火焰並不想把你推向痛苦,而是一種人性的光。自焚是一個犧牲的比喻,它是痛的,但也是光明的。如若耶穌從死亡復活,給世人帶來希望。」

眼淚是種複雜事物:讓電影不只是一紙文宣

在討論藝術作品的善與惡、公義與壓抑、言論自由及極權等等對立面時,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它的藝術性足不足夠,也是描繪(showing)和講述(telling)的永恆之爭。到底應該直接說出現在的社會狀況,還是要進行藝術加工?藝術加工的程度又應該去到多深?著名移民作家哈金(Ha Jin,原名金雪飛,在中國六四事件後決意留美發展)曾經寫道:「作家必須為道德立場做出選擇,反對壓迫、偏見、不公正,但是這樣的姿態必須是次要的,作家應當明白藝術作為社會鬥爭的侷限性。〔…〕許多被指控為右派的都是作家和行動家,有些仍寫著請願書、文章以及組織會議。倘若沒有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他們的痛苦和損失從某程度上將在集體記憶裡淡化,如果不是全盤淡化的話。」

對於藝術性不足或意識形態掛帥等問題,在《十年》放映時期已經有網上的評論者提過,引發了一陣迴響。如今到了《時代革命》,即使它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及勇氣,但必然也會有人提及藝術性和紀實之爭。而周冠威說:「如果是為了公平正義,我不介意這樣做(著重講述)。因為重點是傳遞,而在傳遞的過程裡我也能保持住藝術的立場和個性。」之所以說殉道者是一個不準確的詞語,是因為它只抓取了行為的表面,沒有把導演對於電影進行的思考包括進來。媒體把《時代革命》單純凝縮成一個簡單的符號,也讓電影壓扁成為一紙文宣,就像只談使徒保羅的形式而不談內容,也無視了導演對於社運之餘,對於電影亦有高溫燃燒的意志。

「藝術是要有立場,要有個性,要有氣質的。而藝術高度可以用三個方向去提升,既可以削弱藝術的文宣氣,也讓它更符合人性。」周冠威以三個方向剖析了電影怎樣迴避淪為扁平文宣的陷阱,分別是辯證、謙卑跟曖昧。他舉〈自焚者〉作為例子,它是一部偽紀錄片,其中每位受訪者的言論和立場都有著各種矛盾和衝突,即使是同一立場的角色所關注的重點也並不一致。在同一作品裡有多重面向和對話,這就是他想要追求的辯證,也可以甩開文宣的味道。

從辯證延伸出來的就是謙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覺得自己所思所想的就是真理,而作為基督徒也應該保持質疑。「我的信仰也存在著質疑的空間,越質疑說不定就能越有信心,我們是需要有質疑空間的。」之所以提到需要,是因為這個政府已不允許它的人民再質疑任何事。最後一個方向是曖昧,到底在藝術作品裡要帶來希望還是絕望?〈自焚者〉是同時痛苦也有光輝的,帶來迷茫又帶來信心的,因此,它所留下來的是一個問號。周冠威自言喜愛用問號來思考事情,用以避免自己過於自大,才能在藝術裡追求到辯證、謙卑與曖昧的境界。

於是,現代社會和極權主義的兩大陷阱——庸俗和孤立——都被周冠威用這三個方向的思考迴避過去了,也使得他的鏡頭在火熱殘忍的高燒底下,仍能保留人性的溫暖。它是可接近的,可感的,因為周冠威能夠代入他人,而他的電影亦邀請我們進入,來理解他的信念。「眼淚是一種很曖昧的事物,」在談及藝術觀時,他特別強調眼淚這點:「我每次重看《時代革命》都會哭,但到底我是為了痛苦還是勇氣而哭?我是為人性的光輝感動還是在痛恨人性的醜陋?而這正正就是這場漫長的運動所給我的一切,所以每一次的眼淚都很複雜。」

「我重看《時代革命》時都會感到很痛苦,但眼淚是很複雜的:有些眼淚我甚至懷著敬意而流,為甚麼這些人會這麼好?這麼有愛?這麼善良,有勇氣、體貼他人,能夠堅持守住到最後一刻,我每次看都會哭。」惡的時代迫使人要作出選擇,而在作出選擇的過程當中,人就會爆發出個性。而個性加上反思性的藝術觀念,就造就了周冠威的《時代革命》:「我希望就算一百年後有人拿起這部電影看,就連是一張白紙的觀眾都能看得懂,這是我的追求。」

作為系列中的個體:電影必須獨立完整

當我們提到藝術性和文宣之爭時,又會浮現出另外一組問題:一九年反送中應否拍成一部劇情片?周冠威也坦言曾經想過拍劇情片,但如果是大製作的話,資金會是一個問題,如果是有限資源的話,又為何不直接拍成紀錄片?「運動裡有太多故事、太多真實的人物了,我覺得他們很值得拍下來。可能劇情片我會放在十年之後拍,但唯有紀錄片是能直接抓住當下的藝術,因此,我在這場運動當中認為紀錄片優先。如果要我思考和付出的話,絕對是紀錄片而不是劇情片。」

周冠威認為《時代革命》中最有價值的是訪問,由於抗爭者信任曾經拍過《十年》的他,他就能藉此進入手足的內心世界。在拍攝過程裡,他會在抗爭的不同階段訪問同一個人,比如他分別在九月、理大圍城期間以及他移居台灣後都訪問了同一位抗爭者。而在訪問當中流露的情緒,是劇情片的虛構所無法比擬的,紀錄片的真實性就在這裡:「我覺得值得做,一定要當下做,如果隔了十年後才做口述歷史,要他們憑著記憶去講當年發生甚麼事,那個情緒已經完全不同了。」

而這些訪問和紀錄在剪成電影後,更成為了一種特別的存在。「在剪好電影後我去問一個手足,這樣拍能不能保護到你?他說:『沒有問題啦,這樣完全認不出我。』然後我又問:『那你怕不怕觀眾認不出你?』手足又說:『沒有關係,裡面的人我一個都認不出來,但我全部都感受到了。』」周冠威說,這使我們成為了一個整體,而這個就是運動無大台的精神,我們不一定要記住某一個人,但我們要記住這種感受,這種內心的呼喊——回到他常用的基督教修辭當中——要記住這種很有熱情的靈魂,這種承受著內心世界熱情的呼喊。「於是我就鬆開了覺得自己電影拍得不好的枷鎖。」他說。

與其說是整體,不如說是一種集體,而《時代革命》也成了集體中的獨立部件。在日後研究反送中運動時,研究者們必然避不開《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或《少年》等電影,而周冠威也認為這是正面的現象。「現場那麼大,我們又不像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抗爭那樣焦點就只放在一個廣場上,這場運動是流水式的,到處都在發生事情,那我們要去哪區?」他說:「我很慶幸有不同紀錄片,我其實非常開心有這些紀錄片的出現,這是非常令人喜悅的。因為有些事是我做不到的,他們做到;有些他們拍不到的,但我拍到。這樣對於歷史的保存是件非常好的事。」

在此同時,周冠威認為雖然研究反送中運動時必須把這些電影當成一個系列來觀看,但是每部電影必須是獨立完整的。「這是一個基本要求,你不能要求觀眾在看我的電影時,反而要去看別的電影來找資料補充,這樣有點不負責任。」在集體如水的浪潮當中,維持獨立完整的道德底線,這樣的思考如若在文宣裡維持自己的聲音,也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必須自我要求的工作。反送中抗爭的特色是無大台、如水而游牧式的,而他的藝術工作便是在如水浪潮裡堅持自己是顆折光的水殊,複雜得宛如一滴淚。

後記:那些無法拍攝的事情及它們的變形

《時代革命》即將在台灣全國上映,在如今重看火紅的一九年,問到周冠威最想拍而沒有拍到的片段時,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機場事件。他的攝影師因為塞車而去不了機場,而事實上,被稱為「和你塞」的運動後來被演變為「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它的影像明顯告訴了大眾,除非你有能拍攝夜間影像的航拍機或是立體移動的交通工具,否則憑一個自發的紀錄片導演實在無法進場。

此外的遺憾還有是受訪者只能重述他們的現場經歷,導演無法親歷其境。又有更多是安全考量,周冠威其實很想訪問到抗爭者的家人,這樣能讓整個故事更為立體,但如若抗爭期間一位國泰機師所說——萬事小心——這個念頭還是不執行為上。當然,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於時間限制,有很多訪問都無法收進電影當中。

不過,周冠威在訪問最後透露了最新消息,與台灣的春山出版社溝通過後,《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將於二月底上市,到時候可以透過書面形式看到當時的受訪者未被公開的一面。在這場抗爭當中帶上面罩和護目鏡的大家千人一面,它是一個集體,一個齊上齊落的場境,但正如善良,它經歷時間的沖刷過後會變形成其它模樣。而《時代革命》便從集體變形成一個個體——一個紀錄集體的個體——它的藝術性、反思以及迴避扁平文宣的工作,都使人敬佩。如若國泰機師所說的另外一句:香港人加油;又或是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寫的:「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萬事互相效力的意思便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祝導演在亂流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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