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刊於樣本 Sample 第十三期〈今日天氣預報〉 —
我朋友阿帕被一發布袋彈打穿了頭，我朋友阿輝像條狗一樣被打著跑，我以為自己可以知道發生甚麼事，但有甚麼事我可以確切知道的呢？我們說：柳橙。政府會說：榴槤。這意味甚麼呢？這甚麼都沒有意味。阿帕後來就死了，阿輝後來患上了重度抑鬱，他們兩個也失去了說話的氣力。跟水果和口感也沒甚麼關係。
但跟我都有點關係。自此以後我也倒向了重度抑鬱的山坡，用治癒系雞湯潤滑好，就可以一路順暢地溜下去，有一部分的我也死了。如果用一柄筆桿向我的深處垂釣，說不準還能勾出些彈殼殘片。關於這一切的一切，得從我在台灣當助教開始談起。
在台灣我當大學助教，薪水微薄，連來回香港一趟都有點勉強。我教一群小王八蛋文學，他們就問，甚麼是文學。我教他們寫作，他們就問甚麼是寫作。我說到意義，他們就問甚麼是意義。時候到了我就要把他們全部當掉，他們就會問甚麼是人生，為甚麼還要活著。我要把他們全部丟給社工系當實驗對象，他們最擅長把成人當作孩子對待，換言之，只有孩子才會凡事詢問為甚麼。至於人生是甚麼，人生就是個作家想不到怎樣深化論點時常用的比喻。
前陣子我也對讀社工系的阿輝沒頭沒腦地講：「就像人生一樣。」阿輝看著我，像多年以後雙目無神地看著虛空，一片宇宙般遼闊的平面在視線裡攤開延伸，而內裡沒有任何一點亮光與自身有關係。「所有東西都可以用這兩個比喻來偽裝充滿深度：人生與愛情。你慢慢發現一切都越來越難管理，就像人生一樣，就像愛情一樣。而事實上，這甚麼都沒有說明。」他看著我，其實他只是沒甚麼好看，我想他也不覺得這段對話有甚麼意義。他曾為我做過輔導，那也顯然沒甚麼用。「法國作家韋勒貝克寫過：『有些事情可以做得來，有些事情則太過複雜，漸漸的，所有事都變得太過困難：這就是人生簡約的寫照。』這有解釋到甚麼嗎？有深化到前面的論點嗎？完全沒有，把所有東西都扯到人生上面去，等於甚麼都沒說。」他聽我說完了才走，這也很好，也盡了當社工的職業操守。
後來我把這段話對自己的學生們講了一次，他們也盡了當學生的職業操守，專心地滑手機與電腦，上網買幾條特價褲子。藍色黑色又有甚麼關係呢，上課時他們的下半身又不會給我看見。從他們身上搾出了點薪水過後，我總覺得要把這筆錢弄點有意義的事。過了太久太久沒有任何目的的日子後，我想要像個小孩那般重塑自身對世界的理解，在這個情況下，沒甚麼比政治更能讓人覺得有意義了。我決定飛回去香港，揍警察或被揍扁。我要覺得自己還有點用。我要確定體內還是不是流著血。如果是，是甚麼顏色的，是屬於哪個地方的。六月十二號的助教課後，我下午起飛。
政府就像一群差勁的社工，他們爽領薪水，無法解決哪怕任何一個鼻屎大的問題。每天愣在那邊，等病患講出自己的問題。當問題越積越多，大得無法解決，他們就向上司請示，上司就把病患關到精神病院去。如果病患不幸死了，或是反抗，他們其實也不能做甚麼。至於那個精神病院，其實也是一個環保機構，裡頭的人可以分解成一個個器官，沿街兜售。就像叫外賣，政府調幾個新鮮的臟器過去，方便快捷。基本上就是這樣。人們說：這樣的政府我不要。於是阿帕就被一發布袋彈打穿了頭。阿輝就像條狗一樣被打著跑。上面說：沒事發生。這就像人生一樣。
教育也像外賣飯盒，我被叫去的目的就是讓學生覺得自己付錢值得，但其實他們只想邊滑手機邊吃飯，有甚麼菜又有甚麼重要呢。我的五臟六腑也因讀書以及需要消除讀書的壓力，通通爛得像阿帕的頭。但畢竟我是自願的，他是被動的，這就是自由與極權的差別。雖然殊途同歸，至少我中途說服過自己，還有一點自我存在。阿帕連說服的對象都找不到了。為了尋找自我存在的意義，我就買了機票朝人群出發。
六月十二號我起飛前，在機場看到連綿不斷的新聞片段。影片與文字像憂鬱症般一波接著一波，灌滿我的兩眼，無法喘息。無數人被警察追著打，胡椒噴霧催淚彈布袋彈，阿輝後來跟我講，他那時像一個皮球，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沒頭沒腦地被踢來踢去，在這連串的動作之中是完全沒有時間感的，甚至兩眼無法看見任何事物，鼻腔早被催淚煙塞滿。只有疼痛以及疼痛的浪濤，他與數百個人在一起目不視物，四處都是危險但必須往四處散開。在一百五十發催淚彈如煙火爆散時，有些事情可以做得來，有些事情則太過複雜，漸漸的，所有事都變得太過困難。警察說：你們的死亡送到了，請查收。
買機票時我傳訊息跟家裡說，我媽說：你回來幹嘛？覺得自己很有用嗎？我說，明天的事誰知道呢，但如果我知道明天的事，我大概就不會回來了。後來我在阿帕的追思會裡默哀，揮之不去地想著他的死其實跟我也有點關係。我選了名字裡有個長字的航機回香港，機艙裡的干擾設施跟香港政府總部一樣厲害，我剛進去手機的網絡訊號由LTE瞬間掉到e，甚麼訊息都收發不了。手機畫面停格在催淚煙在人群前爆開的影像，我不願關上。但這又有甚麼用呢。步進機艙前，我輸入了十個字，然後發不出去。這十個字像個符咒，像個遲來的笑話：
「保重，小心，今晚一定要見。」
我朋友阿帕在大學時跟我有諸多口角，我瞧不起他，他也不怎麼瞧得起我。人類就是這樣的動物，在平凡的日常裡沒事可做時，唯一的樂趣就是互相賤視。如果玩得津津有味，甚至可以聯群結隊地玩這款銘刻在基因裡的遊戲。這就是政治。我和阿帕玩的是規模比較小的，因為我們也賤視其他人，於是我們把最大的敵意都留給對方。而人類的另一項業餘愛好就是搓弄時間，當時間流逝過後，二十多歲我們回憶起過往的小打小鬧，並握手擁抱說，以前我們真的好蠢，我們應該當好朋友。
在大學時阿帕會寫點劇本，我也寫點小說，偶爾會交換點來看，然後互相把對方罵成狗屎，回家又暗自覺得對方有理。至於罵人的又良心過意不去，就寫個新的故事給對方當補償。阿帕寫過一個坐飛機的故事，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在飛機上百無聊賴，東看西看，忽然他發現空姐漏了給他咖啡，於是他舉手叫空姐過來。
男子：「你知道我是誰嗎？」
空姐：「我不知道。」
男子：「我也不知道。」
兩人笑了一陣，場面沒有描寫尷尬。我猜阿帕不太具備尷尬這個能力，畢竟他都願意把這個劇本給我看了。男子說：「下班要不要去喝一杯？我也想知道你是誰。」
阿帕寫道，直到生了第二個孩子後，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他們過得幸福，像看天氣預報知道明天天晴一樣幸福。我看到這裡，放下稿紙，抬頭看著阿帕。「你幸福嗎？」我問。
「狗屎。」
後來他漸漸不寫了，也許他也感得自己的劇本與狗屎相當類近。他帶著一點憤怒與一點不甘進入職場，有時這憤怒無處發洩，就約我喝酒。但也只有邀約而已，我們也心知肚明自己不會坐一趟飛機找對方喝酒。後來他就把憤怒帶上街頭。那個劇本其實歸納了他人生最核心的思想，他想看見遠方，他想看見未來，他想要知道明天的天氣狀況，但手裡搓弄的只有現在。現在是個籠牢，是個機艙，是段被干擾得發射不出去的祝福語。我在回港的機艙裡，打開電視看著從桃園到香港九百公里的距離，一秒一秒地被吞去，我一里一里地逼近。看得見的是流逝，看不見的是阿帕的頭。剛下機我就收到訊息，天狗食日，他死前肯定籠罩了一整個天空的悲傷。
如今我還是想著，他是因為沒有收到我的祝福才死去的。
阿帕的頭爛成了一個西瓜，有些媒體報導時會打碼，有些不會，血淋淋的像一個新鮮水果。但有些水果即使新鮮你也不會願意猜度它的口感，我差點把飛機餐吐出來。後來幾天，各個媒體都用他的頭賺到了一筆不少的點擊率與廣告費，他的屍體被列印成海報，派滿香港十八區。阿帕死成了一個裂變繁殖的符號，我不清楚這是風光大葬還是屍橫遍野，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當我如今想起他劇本裡關於幸福的小念頭，還是覺得非常可笑。可笑得像民主政府的背面，除了貪婪外甚麼都沒有；可笑得像極權政府的背面，除了恐懼明天外甚麼都沒有。沒人可以預測到明天發生甚麼事，就連天氣報導這種依靠科學的小事，還會屢屢出錯，何況政治。
外頭還在亂著，警察失控的新聞每幾分鐘就在手機上彈出一次。我掌心裡握著阿帕變成的西瓜，關節發白，步出機場時我站在巴士站前。空氣黏稠，上空低迴飛機引擎的尾音，在日落鐵灰的建築群後模糊傳出。人群不快不慢地交錯路線，行李箱阻擋別人的去路，別人又阻擋更多別人的去路，越來越多人的臉龐染上不耐煩的神色，但這個表情將會在半小時後在記憶中完全消散。就如他們即將遺忘，在他們幾十公里外的市中心，有更多別人想要阻擋一條法例的去路，而被揍成一碟碟水果拼盤。我決定回家去。
在巴士上，阿輝傳訊息來問：「回來了？」我說：「嗯。」他說：「別出來了，這邊好亂。」我說：「嗯。」他說：「所有地鐵站都有警察，你一來就被抓了。」我說：「嗯。」他說：「萬事小心。」我說：「你也是。」
也有朋友直接打電話來，跟我講差不多的話，聲音很喘，似乎經歷了一場長跑，一場我無法見證的大撤退。他們叫我別再去了，我跟他們說考慮一下。巴士載著我離港島越來越遠，像一只提琴淡出到瀕臨凐滅的微弱音階。我陸陸續續收到不同台灣學生的期末報告電郵，他們都在電郵末行跟我說：香港加油。我也心想，香港加油，但這已經不太關我的事了，在阿帕的頭失去功能後，我想我也沒力氣去說甚麼加油或萬事小心。寂靜蓋著寂靜蓋著我的耳朵，我蓋著一顆失去感覺的信心，回到家裡。
我爸從開著直播的電視前站起身來，在催淚煙與屍體的包圍下走到家門，右手舉起來，搧了我一巴掌。問我：「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有用？」此後至今，就好像要補償這一巴掌那般，他對我總是微笑以對，像看著一個失智兒童。但我已經失去可以補償的對象，一切都變得稀巴爛，像寫壞了的劇本一樣沒頭沒尾又沒高潮。我承諾這是我最後一次決意要成為有用的人，那巴掌把我所有積累的悲傷從五官裡搧了出來，但那又有甚麼用呢，我肯定會推翻自己。當我想到在日後某些時候，我還是可能會忽然覺得自己有機會成為有用的人，我就想哭成一個多汁的水果。
後來當我再回去台灣，在日後更多的課堂中，抵受每年像病毒一樣增生的學生與問題時，聽聞香港逐漸由社工之城變成了一個助教之城，所有人都為其他人想好了為甚麼要活著，為甚麼需要文字與為甚麼需要幸福。所有人都覺得自己的幸福是最適切的，又覺得別人都還沒想夠，所有人都在聯群結隊地玩這款銘刻在基因裡的遊戲。政府慢慢發現一切都越來越難管理，就像人生一樣，就像愛情一樣，當他們每次想要插手這場遊戲時，卻發現這場遊戲根本沒有預留一個位置給他們。他們就像一張不分敵我的陷阱卡，每次被發動時都會受到全場咒罵。
在新一學年的文學課上，我跟學生說到悲劇。「最早期的悲劇是抗拒命運帶給人的折磨，主角迎難而上後以為自己可以改變甚麼，但命運將會變幻多端地如毒蛇潛伏，最後在你喘息時纏上腳踝，把你一口咬死。後來的悲劇所抗拒的是制度統治，主角迎難而上的對象不是抓不住的命運，而是一個無法抵抗的龐大制度。他們可能從中獲得了某些利益，但最後還是被壓平得無聲無息，如果說早期悲劇主角可以死成雕像，現代悲劇主角只會成為一片平整的柏油路面。」
有些學生從電腦或手機後探出頭來，但很快又鑽回屏幕之中，到了很久很久以後，我還是羨慕無時無刻都能上網的人，與想及自己無法傳出訊息那兩個小時。有些先前的舊生跟我說，我長出了很多灰白頭髮，我都騙他們說，最近流行染髮。「但如今我們每人都有共鳴的悲劇，是要抗拒自己。我們想要戰勝自己成為更強大的人，但當你殺死過往的自己時，你就已經註定失敗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成為甚麼新的人，人只能單純地掉入虛無。人類個體只會在群體之中發現自己的一無是處，群體只會被另一個更暴力的群體打扁。現代化從未成功過。」
就在阿帕倒地的那天晚上，我窩在家裡房間，房間只有電腦屏幕的光，映照在我的臉上。我死盯著抗爭現場，一發接一發的催淚彈噴射而出，無以數計的人被打著跑。煙霧下有多少屍體？我朋友阿輝像條狗一樣被打著跑。我以為自己可以知道發生甚麼事，但有甚麼事我可以確切知道的呢？那天晚上阿輝打電話給我，他在哭，我不知道他有甚麼好哭的，我想要哭都哭不出來了。我怕我一哭，就把阿帕一輩子來不及流下來的眼淚通通決堤而出。阿輝跟我說，他苟且活下來了，我說，那種感覺我完全懂。他說：「不，你不懂。」
那天中午就在我還在密閉機艙裡時，阿輝和幾個社工組織了一個援助小組，負責在前線調停警察與未成年學生們，學生們大多中五中六，還是願意為了自己的未來，以及確認自身的血液是否銘刻城市的印記，而站到最前線的年紀，讓自己的眼眸與記憶轉化為武器。至於阿輝和更多社工，儘管雙腿發軟，也必須在最前線抵禦任何有可能發生的危險。當然他們沒人能見的是，警察的眼球已逐漸變紅，下意識擺動武器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他們已經等不及要舔敵人的血，把他們的血肉打成餡餅。
後來有警察回顧那段甘美的回憶，還情不自禁地提高聲調：「我八歲時的夢想就是開槍，用真槍射擊敵人，謝謝上司給我這個機會圓夢。我畢生難忘。」
當阿輝發現事態不妙時，第一發催淚彈已經劃過他的身旁，擊中地面爆發出灰白的催命符號。他們無法咒罵，淚染滿眼，轉身就跑，而警察已經動用起長年訓練的肉體，以比阿輝快一倍的速度襲來。人群如漏氣的皮球，沒頭沒腦地往四處滾動，在死亡籠罩之下阿輝完全失去時間感，唯一的感受是：我要死了，我連遺言都還沒寫好，我只想要幫助別人，為何如此。我想，在那種場合絕不適合思考為何如此，在警棍下唯一應該思考的是，如何不如此。跑了不到一百米，警察已經逼近他，高舉的警棍準備落下，阿輝知道，這次他真的在劫難逃，但他仍然必須逃跑。搾乾生命最後一絲一毫的力氣逃跑。
就在此時，他越過了一個孩子。十七歲，中五，懵懂無知，他的未來被一警棍毆斷，往前仆倒，三個警察圍上前來，棍如雨下。阿輝繼續跑繼續跑，他回頭看了一眼，腳卻把他帶得越來越遠。最終他跑到了時間之外，在無盡的白煙之中，他目不視物，隨著身旁的任何一個人沒命潰散，他感到身旁的人越來越多，慘叫與喘息聲越來越濃烈，眼前能夠浮現的卻只有面朝地板的孩子，一身血污。
我猜我的祝福至少傳到阿輝身上了，從阿帕身上轉移出來的運氣，如一張保護膜落到他的表皮上熠熠生光。此後終生，他將纏繞著這祝福痛苦至最後一刻。這實在過於相像一個粗製濫造的劇本，當一切都無法解決時，一個神祉從天而降，以他原來保護的對象，反過來保護了他。祂說：沒事的，甚麼都解決了。觀眾站立大噓，怒極狂叫，向舞台投擲垃圾，如警察投擲出來的磚塊與盾牌。面對著無法越過的悲劇元素，人只能像我的學生那般翻起白眼。但他們其中沒有人能留意到神的臉龐，那以聖光籠罩的五官朦朧柔和，輕得沒人得以看清到底祂的表情，祂盤算與決定了甚麼。祂低頭看著眾生，看著制服與血，看著毆打與死亡，射擊與肉沫。神肅立詢問：「你幸福嗎？」
「我寧可死去。」阿輝說。
Temporary Plea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