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賴遍歷的時代

— 原刊於樣本 Sample 第二十二期〈爛人絮語〉 —

我最近每天躺在床上十八個小時,除了睡覺就是等自己肚餓,餓了就吃,吃了就睡。睡不著時我就回想以前去這去那的事,思來想去都是些可笑的旅行。大學畢業那年我跑了去歐洲,在阿姆斯特丹抽了幾天大麻,然後帶了一些南下法國。在巴黎邊境,我被海關和緝毒犬攔下了來,他們拿著我的包,叫我滾下巴士。

海關問:「Tu parles anglais?」

我說:「Oui。」

他們用法文問我懂不懂英文,這就是文化優越感。文化優越感我也略懂一點,類似自瀆射在屏幕上外國人臉上的感覺。

海關用破爛的英文跟我說,weed,Amsterdam ok,Paris not ok。我蹲在路邊等他們搞文件,抽了兩根煙。他們在小檢查亭裡弄了很久,之後叫我進去。海關跟我說,背包裡有八克大麻和兩顆迷幻蘑菇,如果沒錯的話請在這張文件上簽字並交罰款。

我望了一眼那張全是法文的文件,看不太懂,但阿拉伯數字我好歹也會十個,上頭寫著:某某東西,2g。就這樣。

存在主義大師法國佬沙特說過,你不可以太過融入於自己的職業,你當一個店員不能確信自己就是店員,存在先於本質,你得先肯定自己是一個人,其後才是一個店員。這群法國海關肯定是些存在主義者,他們晚上肯定就會拿我的草去呼個乒乒乓乓。但我也沒啥能做的,至少不用蹲大牢,付錢解決。

回到車上時司機很是生氣,說我耽誤了大家的行程,要我向所有乘客道歉。但那些乘客們看起來笑意吟吟,眼神裡都是:菜鳥,連藏毒都不會。於是我也笑容燦爛,一邊走回位置一邊說著désolé。這是法文的sorry,雖然我的發音是啲梳ly。我先是一個香港人,其後才是講法文的人。

我感受到司機的怒氣從我身後傳來,這使我更加高興。他的原定計劃被我搞砸了,這讓我愉快得像一根肥美的大麻。

搞砸是一種手勢,手勢是閱讀文本是一個重要的策略,我們可以說,一本書圍繞著某某手勢而轉動。《異鄉人》的手勢是舉起槍並無意義地擊發它,《挪威的森林》的手勢是躺在虛無寂靜的草原上讓女人給自己手淫。而搞砸一件事情,是胡遷《大裂》的手勢。

我總是翻來覆去地看《大裂》,觀摩無賴和虛無主義者們怎樣被現代生活折磨得一點不剩。生活是一坨髒不拉嘰的泥巴,中間忽然斷開一條裂縫,人就掉下去萬劫不復,彷彿本來一身臭屎都不夠慘似的。搞文學研究的常說某某文本反映了人的生存狀況之類的漂亮話,而我們的狀況就是大裂——「世界會愈來愈壞,這一點無法控制,比如一列火車衝入懸崖,也是從頭到尾按順序掉落,這趟火車就是兩百年的時光」——在掉下去粉身碎骨之前,我們渴求找到一些能動性。而這能動性,在《大裂》裡就是要搞砸某些東西,來彰顯某時某刻,我們曾經存在。而存在的那一剎那,我們都是裂開的。

人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並不合理,但人人都能在搞砸事情的那個瞬間,深刻地存在。法國佬沙特會認為,如果一個店員否認自己是店員,翻桌揍老闆把所有杯子都打爆了之後,他就是個完美的存在主義者。

存在主義者都是一群違反社會常識的雞巴人。

那年秋天,我剛從學校畢業,父親托人讓我混進一個劇團當演員。那時我已經讀了四年表演,當然也是他在入學時托了人,才讓我有機會可以上學,然後我發現,這不可能作為自己的謀生渠道。那個劇團恰好要排一齣新戲。我的父親藉此想讓我重新考慮一下未來,他說,這不是你從小想做的事嗎?他當時跟一個年齡女人準備結婚,那個女人只比我大七歲,我見過,長得很好看,即使跟我談戀愛也挺好的。

這齣新戲,名字叫《薄荷街》。他們給了我一份劇本,上面的人物介紹裡有個人名下畫了圈。大概就是我的角色吧。

這個戲,說的是在一條街上,有個女人,田姊,殺了她的丈夫。然後所有鄰居都在討論怎麼處置她,並對她進行裁決。據作者說,這寫的是一個有原型的故事。在原型中,故事的結尾,田姊用鞋帶上吊了。而在這齣戲裡,除了她的家人外,所有人打算包庇田姊,於是鄰居們開始說服田姊的家人一起掩蓋住這起殺人案。但就在那個夜晚之後,卻來了警察,把她拷走了,大家不知道是誰出賣了田姊。

這篇短篇小說名為〈鞋帶〉,名字就取自田姊上吊用的鞋帶,雖然是說劇情裡不會再出現鞋帶,劇本也按照改編版本來上演,但胡遷就是採用了這樣的一個標題。上吊,搞砸事情,毀掉一切,以第一人稱的方法侷限視野以及爆發情緒。

其中一個演員叫劉東,他演最後一幕的警察。這傢伙是個存在主義者,他在等待上場時的幕間間隙裡,對敘事者說:「你有沒有這樣一種想法,就是上學的時候,開聯歡會,你衝上台,胡亂搞一番,比如撕扯女同學的衣服,或是撅起屁股對著觀眾,總之就是搞砸這個東西,然後看接下來會怎樣。」他越講越high,「所有人都想看這個事情,愈嚴肅排場愈大愈好,一個人衝上舞台,脫下褲子,拿著褲子轉兩圈,舞台上其他人的反應能讓觀眾高興壞了。你得承認,即使你不敢做,你也覺得這樣非常好。」

有時也不是敢做不敢做的問題,海關上來把我拷下去再放走,我回到車上時其實乘客都不太管我,巴士司機的憤怒才是大家的快樂泉源。他們高興壞了,儘管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在高興甚麼,單純是別人被整得一塌胡塗能讓人感到快樂,這是人的本質。

秋天的時候洪昊賢來探過我一次,那天晚上在我家喝酒。他進門口後二話不說就爬我家的樓梯,把我本想躲在樓上不見客的女友嚇了個半死。為了補償,他對她講了一些我們以前讀大學時的荒唐事,包括翻出了一張十幾個男同學赤裸上身喝啤酒的淫照。我覺得如果要研究他受黃碧雲與胡遷影響的毀滅傾向文學脈絡,可以參考他搞砸了我家的生態平衡作為一個手勢。

我很少跟台灣人講以往在大學發生的事,複雜又麻煩。洪說:「你以前參加的活動多得誇張。」他跟我女友說:「他擅長否定過往的自己。」我想,我是來喝酒的,不是來搞精神分析的。如果要搞精神分析,我寧可抽一管大麻,蹲在角落裡自言自語。

大學二年級我去參選了個學會會長,其實也不知道是為了啥,那時也沒有甚麼理想之類的,純粹就是幫個忙讓這個學會不要解散掉。結果最後來參選的人不夠法定人數,選不了,我們就鬆了一口大氣。有些老鳥跑來指點江山,我問她可以修改最低參選人數嗎,反正其實大家都不是很想選。老鳥說,你們怎樣都給我搞到足夠的人來選。我心想這他媽的甚麼垃圾,就原地解散了候選學會。過了幾天,老鳥又再跑來說,你們快點回來選,我們修改規條可以讓法定人數變少。

那時我二十歲,是剛學會了事情並不是按照邏輯和理性運動的年齡。事情的發生與進行更多是因為惰性和情緒,從大學到職場到家庭到處都是這樣。我看著她的訊息,滾妳媽的蛋吧。後來這個學會還真的修改了規條,但我已經跟在這場鬧劇裡受過傷害的朋友說別再搞這些垃圾玩意了。結果老鳥再當了一屆學會幹部。江山很大,需要她繼續指點。

我因為搞砸了這個學會高興起來,那晚喝了個酩酊大醉,跟拍淫照的那群人一起。這些事情要跟台灣朋友講很是複雜,我比較傾向不提。我渴望自由而沉默的心情始終如一。

劉東上了舞台,但可惜的是,他穿著警服,非常正常地,坦然走了上來,按照劇本裡的路線,劇本裡的態度,踱步走來。

在劇本中,他是來撫平局勢,然後告訴大家,不是他們出賣了女人,但是用雙關的台詞告訴觀眾,我們永遠也分辨不清是誰做了這件事,因為每個人都是告發者。劇作者肯定因為自己寫的這一筆雙關沾沾自喜,每個人都是告發者,每個人都有罪,這個老掉牙的主題一定讓作者飛上了天。

劉東甫上場就笑嘻嘻地靠近正在爭吵的演員們,他向其中一名女角說:「我想上你。」演員們嘗試把他的話帶回正常的劇情,台下的觀眾似乎還發現不了甚麼,畢竟這是一個舞台,這個存活了三四年的小劇團還有一點實力。但劉東不停脫稿演出,把事情搞得越來越糟。

劉東揶動了兩步,回頭對老頭說:「把褲子脫下來。」

中年男人:「不要胡鬧了!」

劉東頭也沒轉,大聲喝斥:「再說就把你關起來!」

中年女人顯然慌得亂了陣腳,她忙對老頭說:「您就脫吧,不要招惹他。」

我內心的狂喜已經瀑布一般地流淌開來,多麼卑鄙下流的喜悅啊。

於是,所有人都開始勸說老人,好像是老頭阻撓了這齣高潮戲的進一步發展。

於是,所有人看到一個鮮豔的綠色染花底褲,一雙枯瘦的腿,老頭的神態被臉上厚厚的妝容包裹著,那裡面是怎樣的愁容和憤怒?他一生也許從來沒有這麼入戲地表演著羞恥,而他又知道原因嗎?

以下的故事使用夢境的方式敘述:

我走上了舞台,但可惜的是,我以學會會長的身份,坦然走進會室。按照劇本裡的路線,劇本裡的態度,踱步走來。在那裡,我約了幾個一樣選學會的朋友,直接走進會室的後樓梯,把老鳥們丟在背後。會室的後樓梯是非法定吸煙區,但整個浸會大學能偷偷抽煙的地方我都用過。在舊圖書館後面的小窄巷裡有一面磚牆,我每抽完一根煙都會在方型石磚的空隙裡燒一個黑痕,離校時那面牆被我燒了五十幾個洞。如果有朋友,我會考慮在那裡燙一局圍棋。學會會室後面是抽大麻的好地方,我們蹲著,讓意識放慢,回頭盯著透出微光的會室,裡面的人跟我們一樣,都是一群待業的垃圾。

我想搞砸這一切,把他們打倒在地,讓他們知道規矩和學會都是個屁。我該跑去那種偽正經的會員大會上,對著西裝畢挺像賣保險的學會成員說:我想上你。二十歲的時候我們都想摧毀眼前所有事物,每個人都是偽善者,每個人都有罪,這個老掉牙的主題讓我們飛上了天。我們飛上天的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喝到脫衣服,到處嘔吐,把煙屁股射得到處都是,抽一些不知從哪來的大麻,然後腳步虛浮地坐通宵巴士回家。

在那時我們是一群無賴,沒有意識形態的夢想與戲作動能的,純粹的無賴。當然如果你說是因為政治環境或者新自由主義之類的,我無法勸阻你,但畢竟我們只會在課堂上睡覺,被問問題就用後現代理論來搞砸一切。有人叫我們幹甚麼就幹甚麼,幹得不爽就撒手不管,世界會愈來愈壞,這一點無法控制,比如一列火車衝入懸崖,也是從頭到尾按順序掉落,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學會。這種沒來由的憤怒像熔岩般每日爆發,解決的方法不是酒精性慾就是旅行。三島寫過一篇文章叫〈我青春遍歷的時代〉,而我們交出來的答卷就是無賴遍歷的時代。

但好景不常,能搞砸的東西確實有限,一所破大學能被破壞的事情不算很多,頂多就是些小打小鬧。後來,我們開始讀書,搞砸了搞砸這件事情本身。負負得正,叛逆了叛逆期,那時候我開始寫些書評投去別的地方,後來被謝曉虹看見。她問我:「為甚麼你在外面寫的比在學校寫的好那麼多?」

我覺得自己片片粉碎,好像搞砸了的事情變形成話語的方式,回到我身上燙出五十幾個洞。

在〈鞋帶〉的最後,當劉東搞砸了整個舞台,所有演員不知所措得只能以笑遮醜,舞台上全部人都在歇斯底里地捧腹大笑,台下的觀眾被演員帶動下也不明所以地笑起來,像蝗群飛過一樣混亂。敘事者笑著笑著,也不知道自己該幹嘛,而這時,劉東向他走過去。

等劉東湊近了些,我看到他一臉的晶瑩剔透,眼眶裡水花四濺。我想觀眾也看到了吧。我猜想劉東也許是因為明天要出國,或是檢查出了絕症?或者因為甚麼而崩潰?這都不重要。

只是現在,我看到了一個,一個因為自己一無是處又無恥下流的悲傷得徹底的人。

劉東嚎啕大哭起來。不管他做了甚麼,一切又都與他沒了關係,他連依靠無恥獲得的一點特殊性都蕩然無存。

在《薄荷街》裡,女人用鞋帶勒死自己的一剎那,她一定看到了這一幕。

幾年之後,我把大麻戒掉了,酒不常喝,頂多每個月聚會時喝一兩晚。煙很難戒,但如果沒有趕稿或論文時,一天可以一根都不抽。我很少想著怎樣去搞砸一件事情了,世界本來就是爛的,不差我動手拆掉甚麼東西。我每天躺在床上十八個小時,除了睡覺就是等自己肚餓,餓了就吃,吃了就睡。好吃難吃又是一餐,好夢爛夢也沒差,反正都會忘記。只有一件事比較麻煩:每天醒來的一剎,我都感到自己像在過海關,從天堂回到地獄。

就像有人從巨大的社會結構裡伸出手來問我:「paper, please?」

我就會說:「我想上你。」

後來我讀了很多短篇小說,嘗試把搞砸了的無賴時代撿拾回來,用強力膠黏成一個花瓶,好給日後再搞砸一遍。可以稱之無賴辯證法,你要成為無賴首先還得有賴一下。卡繆、村上、卡佛、胡遷,諸如此類,但讀了幾年過後我開始有一種錯覺,彷彿這些故事都不能解決甚麼事情,連故事裡頭的宇宙也只能一直破滅下去。

短篇小說有些公式,比如說人物到最後要改變,要從錯誤裡學習到某些事情,或者道歉,這三個事情最少要辦到兩件,不然就只是一些流水帳之類的東西,可以交給謝曉虹當創意寫作課程作業,並跟她說這就是現代,這就是後現代,吃我的文字廢料啦。但如果我們重看〈鞋帶〉,劉東在最後改變了(本性盡現,搞砸了整個舞台)、學習到了事情(自己一事無成,下流無恥),道歉(以哭泣向世界懺悔)。但故事之後呢,怎麼辦?悲劇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洪昊賢寫〈之後〉,人物在裡頭崩潰求存,如胡遷筆下的人物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大裂過程,最後敘事者打開一個貨櫃,鑽了進去,很多年過去了,始終沒有人發現。主角改變了,學習到了事情,以自閉的死亡作為道歉的方式。但之後呢?世界變化了甚麼?

大學的無賴時代是一場短篇小說的過程,有些高潮,有些磨難,其後一切都搞砸崩潰了。比較幸運的人會找到一些高潮,比如有情人終成眷屬,比如找到了人生目標可以重整出發,諸如此類。但之後還剩甚麼?如果搞砸也是一種高潮,我們之後會到哪裡去?

如果我有一個手勢,那就會是這樣:大學畢業,我去旅行,用藥狂歡,在法的門前被攔下,人們拿著我的包,叫我滾下交通工具。我會蹲在路邊,無能為力地被剝削。其後我回到車上,與所有人笑了一頓,當作沒事發生。直到如今,在此之前與之後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影響到我。不管我做了甚麼,一切又都與我沒了關係。之後是一長串沉默的裂縫,之後就是,沒有人知道會發生甚麼事,唯一能確定就只有,事情只會越來越糟。糟糕得讓人不由自主地把睡眠時間越拉越長,日夜顛倒,日以繼日,與這個世界分手,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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