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訣就在於拿捏距離與反覆修改——小說家連明偉、蕭鈞毅、洪昊賢、林皓淳對談

— 原刊於別字第三十三期

最初會以為是一場純粹技術討論大會,畢竟這場講座就叫作「小說開頭與後續時光」,很容易就會聯想成為將小說拆分為各個局部,仔細檢視開頭、高潮、結尾等等部分的操作空間。結果到場後發現其實是寫作者的經驗雜談,開頭是指創作生涯的開端,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壞事,因為與談人全都是經驗豐富的創作者。主講是小說家連明偉,今年他擔任國立清華大學駐校作家,而三位與談人都是清大研究生,分別是獲得林榮三文學獎首獎的博士生蕭鈞毅、獲時報文學獎首獎的碩士生洪昊賢以及獲竹塹文學獎首獎的碩士生林皓淳。

如果將這場講座想像為文壇前輩們念茲在茲的「同場競技」,職業小說家與年輕寫作者在同一平面綻放戰鬥火花甚麼的,那就完全捉錯用神了。這場對談氣氛相當融洽,連明偉從頭到尾都散發著love and peace氣場,絕對不會讓人自討苦吃去跟他吵架的。雖說如此,講座名稱中的「小說開頭」也只是一小部分,而更多後續時光,四位講者都在討論關於距離、道德以及文學獎標準等等的深入問題。巴迪歐(Alain Badiou)曾經講過,哲學的意義在於理清與把握人們的距離、決斷及事件三樣概念之間的關係,而小說這個體裁,其實也在做著類似的事。於是,他們就從距離開始談起。

小說的核心=「不要嘗試理解我,兩個人之間是有距離的。」

連明偉分享到自己小說的狀況,每刷2000本都賣不完,版稅也是只收10%,在這種情況下,依靠寫作維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於是他問,寫作者該如何支撐生活?在這裡突顯出來的,是現實與小說之間的距離,它們會忽然拉得極近,甚至危及生存狀況,使人無所適從。這是文化問題,也是一種政治問題,連明偉憶述,去年他到巴塞隆那擔任駐村藝術家時,特別有感觸的是儘管小國的創作者們對於政治性有非常急切的關注,但大國的人卻不一定,他們的根基過於深厚,專職寫作也能好好過活,甚至可以具備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權利。在這裡,連明偉不得不反思自己身為台灣創作者該如何量度文學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蕭鈞毅引述了一段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父親對兒子的話:「不要嘗試理解我,兩個人之間是有距離的。」而這段話就反映了文學與政治間的關係,讀者閱讀時會產生無可避免的偏差,而寫作者在描寫他觀察的客體時,也會產生扭曲與距離。這種現實與虛構之間的距離感,是寫作者需要克服的難關,也是一種道德難題。但雖然如此,無論是小說還是人生,也不存在100%絕對的現實與虛構,而文學所做的,可能就是將這種狀態塞到讀者面前,把距離大幅拉近,告訴他們政治的狀態,甚至刺痛他們的道德感。

洪昊賢則提及,這兩三年間他思考的主要議題就是距離,來自香港的他儘管到達了七百公里外的台灣新竹,但網絡使得兩地的資訊非常緊密,距離感變得非常模糊。但由於身在外地,使得他反而能更抽身地思考如何書寫香港。目前,他採取的方法是與世隔絕,減少使用社交媒體,在家裡策劃下一部書寫香港的作品。而林皓淳的書寫聚焦於故鄉雲林,他採用一種焦距極近的寫作,來寫故鄉事物不斷變遷下的小人物,他們所經歷的苦難與勞動,讓林皓淳覺得必須貼近他們的生活才能寫出來。這樣會產生一種問題,他無法擺脫真實的框架,無法虛構出更遠的距離感。

在歸納這部分的內容時,連明偉舉出了一系列韓國作品作為例子,例如電影《熔爐》、《少數意見》、小說《少年來了》等等,指出目前的非虛構作品產量相當多,也是創作者們用心關注的一個議題。然而,必須非常敏感地把握距離感這一回事,否則集中書寫了別人的痛苦,創作者卻從中獲得利益,這樣的行為會否構成偽善?蕭鈞毅說道,一旦將苦難與書寫連結起來,無可避免地會讓觀察對象為了創作者服務,這是寫作的原罪,無法擺脫,只能與它共存。而創作者在此思考的,就是在結尾應該給於這個人物善終,還是萬劫不復。道德與創作自由,在此就呈現一種弔詭的狀態。

修改文本,以及這樣做的動機

談到觀察與結局等等議題時,連明偉就提出了修改其實是在書寫過程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他指出,在碰到感興趣的議題時他總是寫得很快,因為很想要馬上就紀錄下來,但往往總是在半年後重看才想到有更好的處理方法。於是,小說面貌就會不停地作出改變,他憶述,《藍莓夜的告白》這部作品改了七、八年,修訂不下二十多次。而林皓淳亦有相同的經驗,當他不斷書寫故鄉時,一種消費他人的感覺就油然而生。為了排解這種鬱悶,他決定回到故鄉,把自己的作品分享給那些觀察對象看,而那些善解人意們的工人們也帶他去接觸他們的日常生活。在觀察時,林皓淳反覆地修改自己的作品,甚至以相同的題目重新再寫一篇文章,並在新文章裡給予這些人物更好的善終。

蕭鈞毅指,他真的修改自己的舊稿要到三十歲之後才開始,至於以前的寫作,他都認為是慘不忍睹。這種情況與文學界的一個現象相關,那就是 Deadline與拖稿的問題,他指出,編輯經常抱怨作者們會拖稿,然而寫作者們卻經常需要一個接一個的Deadline才能激發出寫作的腎上腺素,這才能讓他們以最快最順的方法解決。文學獎也是這樣的一個模式,他拿林榮三首獎的小說只耗時兩日就寫完了,結果如今看來就是不甚滿意。在修改舊稿的過程中,他其中一個最大的感悟是這種文學生態相當不健康,一種以文學獎與Deadline主導的寫作方法使得寫作者們都以單篇小說作為思考的起點,卻無法以一本書的架構來關注自己的核心關懷。

至於洪昊賢則覺得自己的狀態與蕭鈞毅不太一樣,他目前處於大量閱讀的狀態,於是在不斷經受各種流派與脈絡的作品衝擊過後,自己會因而修改作品是一條必經之路。關於修改,洪昊賢認為這是寫小說的本質,而為何修改則與個人的變動、成長與經歷相關,人的美學標準總會變化,而創作內容就會一改再改。而在目前,他煩惱的是在台灣寫作時,這裡的讀者需要甚麼香港內容?而寫香港時,又是否需要迎合現今的政治正確?有沒有辦法讓這裡的讀者看到不太一樣的內容?這些問題,都會讓他一改再改文章內容。

有人拿了五十多個文學獎,就等於有必勝套路存在?

最近一周,網絡上捲起了一些關於台灣文學獎的討論,有些前輩們總共拿過了五十多個文學獎,被稱之為「獎棍」。針對於此,朱宥勳認為是文學獎的分級制度使得這些獎棍可以不受約束地拿獎,但這也側面反映出其實他們的寫作技術絕對不低,而他也在「作家新手村」系列裡提到過,寫作到了某一個階段後只要參加地方文學獎就必然是手到拿來。這段發人深省的判斷究竟是真是假,我們就拿到了這次「小說開頭與後續時光」對談來問各位與談人。

在分享關於文學獎的話題時,洪昊賢馬上提出了香港文學獎的現況,一些獎項名字很大,歷史悠久,獎金卻只有一兩千港幣,而每年能投的文學獎其實也沒有幾個,對比之下,台灣的文學獎也多得太誇張了。連明偉說,當一個人不斷投地方文學獎,很容易就會得到可恥、跟風等評價,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是寫作者在面對經濟問題不得不參賽,這些都很難一概而論。不過,當一個人可以拿那麼多文學獎時,也會讓人反思文學獎是否存在必勝套路。他假設自己如果要投地方文學獎,就會先想像自己是評審,再構思文章中需要有怎樣的地方風采、如何表達出當地的產業結構、又該怎樣寫當地人的溝通方式。這種書寫策略與投稿全國性的文學獎不太一樣。

蕭鈞毅指,一個人能拿五十多個文學獎,其實是因為現存制度有其缺陷,而利用缺陷本身也不是問題,頂多會使人在道德層面上譴責他。如果真的需要改革,那就需要在文學獎制度上設立級別,否則將前輩與新人們在同一個平面上匿名投稿,前輩們就總是會贏。他指出台灣的文學獎都以技術水平來衡量各篇作品,但其實並不是要找出最優秀的文章,而是要挑選出失誤最少的,這樣一來經驗老到的前輩贏面就會相當之大。這樣一來,套路就可能會出現了,因為大家都用差不多的方法來迴避失誤。

但雖然如此,蕭毅鈞依然肯定地方文學獎的作用,因為至少它可以確保在新手時期的作者們不會餓死,也有發表平台,慢慢接觸到世界文學的大環境,再從地方的局限裡跳脫出來。他們藉此平台,重新認知自己的家鄉,以同心圓的方式擴展出去。雖然這樣會讓新手們陷入一再「重新發明輪子」的困境,但依然可以繼續發展。

談到最後,有觀眾問及為何在場各位都選擇小說作為體裁,而非其他。連明偉以這樣的回答作為結尾,他說道,小說具備著虛構的契約保護,如果要問散文還是小說比較真誠,他會站在小說的一方,這是因為,有著虛構的保護反而更有真正展現自己的空間。小說是一個容器,甚麼東西都能放進去,這樣一來,創作空間就無遠弗屆。而真正好的小說,則能暫緩時光,以各種各樣的修辭與故事等等,讓作者與讀者感到對於生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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