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與吹水

— 原刊於《PAR表演藝術》雜誌330期/2020年06月號 —

廣東話裡有個詞叫吹水,意思有點像唬爛,但又沒那麼負面。我去問一個人事情,他胡說八道誇誇而談,我可以罵他吹水,但一群人圍在一起不著邊際的閒聊,隨便發表點意見,那我們也是在吹水。總括而言,吹水通常是貶義與中性的用詞,很少用於褒義。「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這句話不太能翻譯成「真理是吹水出來」的,大概就是這樣。

防疫時期是吹水的好時節,當然不是講面對面的交談,因為吹水其中一個解釋是把口水吹得到處都是,這樣會群聚感染。我們躲在手機電腦後面,每天亂七八糟地講些廢話。最常出現的第一句話是好想去KTV,其次是好想去旅行,或者就講最近發生了甚麼鳥事,大概所有人都差不多。在甚麼地方都不能去的日子裡,故事成為我們的社交貨幣,交換又交換,換到無水可吹為止。

在這段困倦的日子裡,有些故事對我來說是比較吸引的,說吸引這個詞好像有其積極性,但它其實是場悲劇,前所未有的悲劇。我講的是《武漢封城日記》,一本今年三月出版的書,作者郭晶是在武漢封城後被困的其中一人。我不能說這種經歷吸引我,但我可以說,我想知道裡面發生了甚麼事。先前拿到書時,我馬上讀完還寫了書評,那時我寫了些正面的評價,因為全書反覆強調的用詞是「聯結、憤怒、匱乏與自由」,好像武漢即將揭竿起義那樣,看起來就像是個好徵兆。

但其實這本日記沒有處理的事情,抑或說,我的書評沒有處理過的事情,其實是再現問題。如今我們固然知道,再現與真實之間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無論作者寫甚麼都難以再現真實,而且只能局限於作者本人的觀點。但再現的邏輯其實是這樣的,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寫道,「再現秩序就是知識和行為的關係順序」,作者把所知的轉化為所寫的,並理清其中的原因邏輯關係,而郭晶就將其所知的,按她的邏輯書寫出版了。

這裡產生了一個問題,一個對於非虛構寫作體裁非常尖刻的質問,《武漢封城日記》這部著作,為何她有這個再現機會?在序言部份,她寫「我無法忽視自己所在的社會,寫的時候已然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審查。但儘管如此,我的日記還是受到了審查,發在微博上的篇章被限制了流量。在微信上,我也偶爾會遇到文章發不出去的情況,就連把文字轉成圖片都沒法解決。」問題的徵結全在此處:為甚麼我們這些繁體中文的讀者可以看到這本書?後來這本書好像還佔據了台灣暢銷書榜好一段時間,因為包括我在內的大家都很想知道裡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們能否輕易地肯定,這是因為「自由」突破了「極權」封鎖而找到了她,而非「極權」通過這部日記向「自由」釋放一個訊息——我們這裡其實很自由,還有反抗者存在嗎?

在收到這本日記的時候,剛好是武漢解封前一天,4月8日,我必須在最快速度解決掉這個案子,所以讀得太快忽略了以上的東西。後來過了一個月,跟朋友吹水時,他說很久沒看到來自中國的消息了。我說,靠,真的耶。於是我google了一下,5月10日吉林舒蘭封城,這段新聞好像就沒有被大幅傳播了,我問了一下朋友,好像也沒人留意到。它連水都吹不起來,就淹沒在訊息汪洋之中。該等候一本《吉林封城日記》嗎?還是這次因為沒人關注,就不需要再現給外面的人了?

《武漢封城日記》不是一本工具書,儘管郭晶在裡頭分享了被困著時如何處理生理與心理的方法,但如果它所再現出來的知識與秩序是被整形過的,我認為其實沒甚麼可以參考的。它可以是吹水的談資,比如說武漢市民的交易系統不是齊澤克在那裡吹水的無政府主義系統,只是中央集權,社區負責人直接與黨聯繫,向中央購買糧食與日用品。但換轉頭來,我又想,應不應該把這部日記當成虛構文學來看?畢竟,我連作者是誰,郭晶這個人是否真實存在全不瞭解。

這部日記,就像一場在酒吧裡的吹水大會,它很沉重,伴隨死亡如沼澤般往下的引力,但它的形式及其被審查過的經驗,使它的閱讀經驗變得飄浮而失重,它像個氣球朝向一個疑真似假的陰天飛去。如果真假並不重要,我唯一能在意的就只能是我在閱讀時接收了甚麼,我該如何作出反應。所有的意義歸我所有,作者已死或不死已經全不重要——非虛構文學到了這種地步,我可以提出的已經不是關於文類本身的思考了——只能引用一句老掉牙的伊格頓:所有文學批評都是政治批評。所有中共底下如今的非虛構寫作,我連批評都不想/無法批評。

在談再現時,我提到了洪席耶,如今我把他再搬出來一次。他在分析佛洛伊德時,說了這樣的一句狠話:「佛洛伊德感興趣的原則就是震驚。」基於這種原則,佛洛伊德會忽略許多細節,只為重建一個再現秩序的邏輯,把文本裡沒說的東西拉出來重構成他想要支撐的論點。文本下有潛文本,這個邏輯如今套用到一部被塑形過的《武漢封城日記》,它具備了令人震驚的要素,當中有人自殺、有人餓死、有人排不到隊看醫生,也有李文亮醫師,然而,被審查的部分究竟是哪些?我們可以通過那些被壓抑的潛文本重新塑造出審查者的面貌嗎——不可能,也不需要。因此這就是我所說的,這本日記的所有意義只歸讀者所有,除此無他。

在肺炎爆發前,我最常做的消閒活動是跑到酒吧或KTV去跟朋友吹一大輪水,酒喝到一定程度過後,語言就會散開,像煙灰在水裡毫無邏輯地逸散。其時,所有人都不著邊際地胡言亂語起來,那時我會認為,這些語言是真的,只需要經過重建,大概可以還原說話者內心的所思所想。很經典的精神分析手法,對於談話或訪問也是個很好的技巧,只要大家都掌握到這技巧,人就可以無窮無盡一千零一夜地聊下去直到體力耗盡為止。

但如果講話時有個攝影機在旁邊呢——準確一點來說,如果談話時旁邊有部中共設置的攝影機呢?《武漢封城日記》裡所吹的水就有這樣的危機,它能成為暢銷書無可厚非,我們都很想知道裡頭發生的事,無論是社會批判或家常便飯我都很感興趣。然而,這種控制過的非虛構寫作,那些被壓抑過的文本內面可能可以解碼出來的意義,跟讀者所產生的關係,最終的最終只指向一件一千多年前的逸事。南唐詞人馮延巳寫了一首〈謁金門〉詞:「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裡,手挼紅杏蕊。」後來,南唐中主李璟問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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