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解封了,憤怒解封了嗎?

— 原刊於虛詞

在家工作期間好像身邊的朋友都解鎖了不少成就,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烹飪,有朋友在fb上感歎:「這輩子從未試過連續那麼多天在家煮飯。」然後是聽歌跟煲劇,聽聞有朋友兩天煲完了一整季《雙層公寓》,又有幾個朋友在spotify上挖出了總播放量還沒到一千的地下樂團,硬生生聽到每首破千。至於我呢,我還是讀書,隔離與不隔離對我來說沒甚麼影響,頂多是按電梯時不用手指用鑰匙。我剛剛讀的書,是《武漢封城日記》。

武漢4月8日解封,我也是在前一天才拿到書,馬上趕著讀。三百頁,字很大,字距行距都寬,讀來觸目驚心,死亡的氣息從紙間滲出,嘗試還原那地獄般的千萬人之城。作者郭晶是社會工作者與女權主義者,2019年底搬到武漢,結果住不到兩個月就碰上封城。自封城開始她每天於微博與微信上寫日記,《武漢封城日記》收錄了由1月23日到3月1日之間的日記。郭晶寫日記時具備著一種特殊的自覺性,在序裡她寫道:「能有機會出版我的日記是一種幸運,我也在努力成為一個連結點。」她想要透過日記連結到更多人,「儘管我們在空間上被隔離,但依然可以通過網絡建立聯繫、一起行動,在困境中找到掌控感,一起創造希望。」

然而在讀日記時,我不得不帶著疏離的目光與更謹慎的心情去處理她的文字。郭晶的文字很溫暖,也有著治癒的力量,可以讓在家工作與被隔離的網友們得到慰藉。不過,她同時也提到「我無法忽視自己所在的社會,寫的時候已然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審查。但儘管如此,我的日記還是受到了審查,發在微博上的篇章被限制了流量,無法自動顯示在別人的瀏覽頁面上。」換言之,就像官方替大家unfollow了她,卻沒有把她帳號刪掉。我的理解是,這些日記就像是審查機構與想要傳播出去的文章之間的角力,其中的書寫就具備了我所指出的「自覺性」——自我審查。至於它為何沒被全面封禁?我的後見之明是,它內容是安全的。它有點敏感,有踩到某些界線,但它不算很痛,沒有痛到共產黨非刪不可。這是一本比較「安全」的書,可以在網絡防火牆內生存,也能到外面出版。

隔離,一個人的思考時間

1月24日——「匱乏讓人沒有安全感,尤其在這種攸關生存的極端情況下。」

1月27日——「這場封鎖讓時間和空間靜止了下來,我們的情感和情緒則被放大了。」

2月5日——「面對肺炎,我們不要輕易對別人講『會過去的』,因為沒有那麼輕易過去。」

2月13日——「我們需要獨處的機會,而非長期的孤獨。」

2月18日——「這是我第一次離大規模的不公正死亡那麼近,太慘烈了,而我卻有幸還活著。我必須更努力地活著才行。」

春節期間郭晶沒有打算回家,結果一留在武漢就碰上封城,她的日記隨即展開。1月23日她寫到自己本來只是抱著看看外面的心情出了門,結果碰上了搶購潮,一些人搶鹽,一些人搶日用品,口罩和酒精早被搶光。我印象中,香港與台灣早在20號左右已幾乎無法在路上買到口罩酒精,武漢看來也差不多。買完日用品與藥品過後,郭晶看著路上,車輛與行人越來越少,「一個城市就這樣一下子停了下來。」

其後,郭晶在日記裡記錄自己如何處理僅有食材,在家要堅持做運動鍛煉,如何保持衛生等等,讀起來很有親切感。唯一沒甚麼親切感是郭晶吃飯時會跟一些朋友視訊聊天,談社會工作也談些私密的話,比如說「出於對異性戀的嘲諷,我們開始玩『讓陌生人迅速相愛的36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可以在世界上所有人中任意選擇,你想邀請誰共進晚餐?』」有些朋友說想邀郭晶,第二天再玩就沒再選她了。真的是,人情冷暖,我嘆口氣,就算在封城期間,人也無法讓同一個朋友有連續兩天晚餐的慾望,很麻煩的。而我很久沒跟朋友晚餐了。

日記裡有不少篇幅是郭晶與朋友的對話,一方面是為了維繫人的社交需要,另一方面,她亦透過自己特殊的封城經驗,結合一直以來關於社會與平權之間的思考,藉此傳播她的思想。比如說她會與朋友聊到初中生活,有朋友分享自己在家看到的不平等,女性花許多時間做飯,因為做飯這樣的無償勞動成了她們獲取家庭地位的唯一方式。又比如說,她與朋友們聊到花木蘭式困境,指女性在職場要與男性一同工作競爭,回家後還得做賢妻良母。而女性在職場中很難獲得平權,在家庭的付出又得不到實際認可。

在最初時,郭晶曾寫道:「我要讓自己成為一個聯結點。讓我們一起形成一個網絡。」在重重圍困的城市當中,郭晶透過網絡將外地的物資運送到武漢當地的救援組織,又藉此宣揚平權思想。也許閱讀時會想及,我比較想知道武漢的當地資訊而非女性主義思想,如此混在一起好像文不對題,但我們又能要求甚麼呢?畢竟,在這種前所未有的千萬人封城隔離措施裡,一個人有權表現出任何思考——「封鎖讓時間和空間靜止了下來,而人的情感和情緒則被放大了」。在一月底,她買了蜂蜜與肉乾等等食物,並寫:「這些食品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我們的匱乏感,感到生活不只有生存下去而已。」在非常的日子堅持訴說日常的思考,也是一種讓人感到生活並不只是生存下去的方式。

依然活著,我很抱歉

2月7號晚,郭晶與朋友照常聊天時,忽然有人說,李文亮死了。那晚當她們結束了視訊,所有人都說希望那只是謠言,有人戴著口罩拍照,上面寫著「不明白」。因為李文亮當初被訓誡時,告誡書上寫:「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制裁,你聽明白了嗎?」

李文亮答:「明白。」

後來他死了。

郭晶說:「大家現在都有一種內疚感,覺得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是一種特權,又很難對疫情有貢獻。我身在武漢,卻也依然覺得內疚。」我偶爾也在想,這種內疚算是一種普遍經驗嗎?在面對極權政府,成為一個(目前)倖存下來的人,好像必然需要處理這種內疚感。也許這種情緒,其實就是《武漢封城日記》的核心,它所記述的是一個與一群內疚的人,與他們所建立起來的網絡,做到了一點事,但面對巨大的邪惡與它所殺死的李文亮們,卻束手無策。

隔天,她與她的朋友們下載了一個吹口哨的app,又找來自製哨子的影片,晚上九點對窗外點著燈光,也播放吹哨的聲音,紀念吹哨人李文亮。她說,「那一刻,我們是彼此在黑暗中的光,這是穿破封鎖的光。」內疚與光是一體兩面的嗎?在封鎖的城市裡紀念一個正直而死去的靈魂,並說著自由與光等等的話題,我完全可以理解郭晶的日記被封禁的原因。這在極權下相當敏感,那是一顆反抗的心,反政府的心,讓我幾乎瞬間想到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死去的人啊,請飽含著憤怒繼續活在我們中間吧!請在怯懦地活著的我們中間繼續燃起怒火吧!」

武漢解封了,憤怒解封了嗎?

4月8日零時,武漢解封,暫時尚未有大規模感染的消息,但所有人都瞭解,只是時間問題。根據新聞,中國官方一面宣告武漢「零病例」,一面同步灑下各種宣揚武漢的報導,串連社群網路一起發布「武漢,早安!」「武漢,你好!」「武漢,別來無恙!」等幾乎同一格式的新聞。香港方面卻是憂心忡忡,不知道會否有隱形患者進入造成大規模確診病例,看見被封城76日後不願再被困住的武漢人大規模離城,更是加倍憂慮。

郭晶在2月25號寫道:「解封是一個過程,不會像封城一樣是一個臨時性的決定,第二天迅速就能夠實施。」她想著:「有許多人最終可能會先試探性地出門,在人少的地方逛一逛,回家做頓大餐。」結果,如今看到的新聞卻是超過五萬人離開武漢,郭晶是個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對於黑暗的社會通常帶著有光的想像。那光總是虛弱與站不住腳的。

那這光還有甚麼討論價值呢?我覺得可以從幾點來看,聯結、憤怒、匱乏與自由,也就是前文一直重複的幾個關鍵詞。然後來看看郭晶怎樣寫:

昨天,有朋友問我現在缺甚麼?我毫不思考,脫口而出說:「缺自由。」

從封城到封社區,我們的活動被控制得愈來愈緊,我們對世界的掌控感被一點點剝奪。

武漢解封了,但那些被無辜封鎖在內的人,因不公正的制度與瞞報謊報而死去的人的朋友們,會遺忘嗎?他們會想著「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然後輕輕放下嗎。郭晶說過,不要輕易對別人講「會過去的」,因為沒有那麼輕易過去。他們的憤怒至今仍未解封,只在等待一個爆發的時刻。疫情過去後,整個中國的人,中國以外的人,他們的解封時刻才真正降臨。

因此,如果說整本《武漢封城日記》裡我看到了甚麼光,看見了甚麼聯結,早在2月1日的日記裡已經早有先兆。郭晶寫道,「我想要像電影《每分鐘120擊》(BPM)裡那樣,一個宣導愛滋病的行動者死後,他的同伴將他的部分骨灰灑在了一個保險公司的酒會上,因為保險公司歧視HIV帶原者。」如火的復仇,解封後的武漢,會將同伴們的灰灑到哪裡去呢?

也許她也是一個吹哨人,哨聲雖弱,然而也是反攻的號角。聯結、憤怒、匱乏——其後是自由。抗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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