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刊於01哲學—

 


自1959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再見,哥倫布》(Goodbye, Columbus)至今,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1933-)已發表了超過三十部小說作品。這五十多年間,羅斯在美國經歷過越戰、冷戰時期,個人經歷過離婚、疾病等等,在意識形態上,他的生命也跨過了整個後現代主義思潮,直至如今,以上的種種一切都成為了他的創作養份。

然而,他近年曾說過:「書本已無法與電子屏幕競爭,就連Kindle也不行。電視屏幕正在和電腦屏幕辨爭霸權地位,我不認為書本在這種爭鬥裡能有一席之地。」在2012年,他宣布從作家的身份退休,不再發表任何小說。他的創作極其多樣化,尤其是臨近踏進二十一世紀時期的「美國三部曲」,使得全球的讀者可以藉著文學來理解美國的發展,以及在歷史敘事下一直被忽略著的個人議題。

 

在後現代的思潮裡退役

 

1933年在美國新澤西州出生的菲利普.羅斯,是一名中產階級的猶太人。1954年大學畢業後,翌年他取得了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和大多數作家一樣,他很快就放棄了教席,潛心寫作。在1959年出版《再見,哥倫布》後,他前往了愛荷華大學的作家班交流——愛荷華大學的創意寫作課程至今仍然影響極深,就連中港台等地也會有作家前往當地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在五十多年前,羅斯已在當地的作家群體裡大放異彩。此後羅斯在不同大學擔任駐校作家、並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課程,直到1992年退休,繼續寫作到2012年,才從小說家的崗位上「退役」。

如果很單純地以獎項去衡量一個作家——這當然非常膚淺——羅斯的得獎次數極多,含金量也很高,第一部作品《再見,哥倫布》在1960年已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1997年的《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也獲得了普立茲小說獎。當中的二十多年,他一直衝擊不同的文學獎,提名次數也相當多。再重申一次,獎項並不代表作家的實力高低,但在真正獲得普立茲小說獎前的二十多年裡,他在做甚麼和寫甚麼?

他在摸索。即使拿到美國國家圖書獎,羅斯依然在小說工藝裡不斷嘗試,是以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在各大獎項的提名表單裡出現。如果以最粗略的歷史時間線去劃分,羅斯得獎的1960年是後現代主義最興盛的時期,羅斯一頭衝進了這浪潮裡,反建制、反權威、語言實驗和拆毀框架就是他當時所做的嘗試。他向卡夫卡致敬,寫了《乳房》(The Breast)這麼一部小說:以《變形記》的故事為母題,寫一名美國猶太裔的比較文學教授一朝睡醒,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女性乳房。在故事裡,他反反復復地向卡夫卡致敬,同時,故事荒誕的劇情更反映當時社會的信仰缺失,男性地位開始低落、並轉向肉慾等情況。

關於卡夫卡和羅斯的寫作聯繫,在下文會再述。羅斯在後現代的浪潮裡並不關注社會的現實生活,更著重的是創作技巧與顛覆傳統。而且,他當時的個人經歷並不順暢,1963年他與妻子離婚,1968年這位前妻卻遭遇車禍逝世,八十年代他經歷過精神疾病,加上教職繁忙,他的日子受到種種事件衝擊,一直未能讓創作填滿自己的日程表。直到他退休以後,他的創作終究脫離了後現代主義思潮,這麼多年的經驗積累下來,讓他鑄造了一部部的經典。

 

倒置的美國牧歌,在時代巨輪下彼此背叛

 

1997年出版的《美國牧歌》,是羅斯創作生涯裡的一個里程碑。這部作品是他美國三部曲裡的第一部(其餘兩部分別是《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I Married a Communist)及《人性的污穢》(The Human Stain)),描寫美國在多元文化的衝擊下,個別人物因為種族、價值觀、階級等問題下,互相背叛及掙扎的故事。可以說這三部曲都是悲劇收場的,但這正正揭開了美國社會在繁華幻夢以下那猙獰的、血淋淋的社會實況。

當做著「美國夢」的猶太人利沃夫(Levov)迎娶妻子多恩(Dawn)時,他並不會想到自己的美國夢會變成「美國噩夢」。利沃夫是一個成功的猶太商人,他期望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能讓他步進美國社會上層,於是他一步一步地努力,和多恩住進了渴望已久的「石頭房子」,誕下了可愛的女兒梅麗(Merry)——這個女兒,是他們的「美國牧歌」,美國就是他們的伊甸園,Merry就是他們的期許。

然而這個伊甸園正處於垮掉的時代,那個經濟大蕭條後人心惶惶的悲劇時代。儘管利沃夫有傳統猶太人勤奮的美德,梅麗依然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更擔任了恐怖行動的爆破手,一下把當地的郵局炸個粉碎。在瓦礫與火舌之中,利沃夫與多恩的美國夢從此煙消雲散,更被逼四處逃亡。

多恩並非出身於正統白人世家,他與利沃夫結合的原因就是共同建構一場美國大夢,從而獲得認可與歸屬感。當美國夢粉碎時,他們這個共同體就宣告解體了,她馬上背叛正在逃亡的利沃夫,拋夫棄女,前往整容,換個形象投入一個白人鄉紳的懷抱裡。在長達五年的逃亡裡,利沃夫的工廠也抵不過這次危機,失去了妻女的他悲慘地在美國裡過活。至此,美國夢成為了美國噩夢,外來的猶太文化徹底敗給了美國白人文化,歸根究底,他們始終只是想要一個血緣關係而已。

這首悲慘的牧歌,是伊甸園的反面,當美國夢的悠揚歌聲在唱及普世自由,包容平等時,種種人間悲劇都在上演。羅斯的美國三部曲就是在反復書寫這點,《我嫁了一個共產黨人》說到一對夫妻,丈夫是無產階級戰士,妻子是資產階級演員,丈夫想改造她的思想,同時讓自己獲得資產的虛榮感;妻子想隱藏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用丈夫的奮鬥和傳播力使自己更為有名。然而後來妻子自行墮了胎,丈夫勃然大怒,多年積怨爆發,互相使用告密(那是密卡錫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的方法讓對方身敗名裂,最後各自過身。

美國三部曲書寫的是一個大環境下各種各樣的悲劇,羅斯仔細地描寫人物們無法面對社會的殘酷,逐個逐個背叛彼此。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羅斯創作的最高峰,這可能與他早已退休,潛心書寫,理清自己多年思緒的原因有關。此後他連連得獎,其中值得提及的是2001年的卡夫卡獎(Franz Kafka Prize),這獎項並不是羅斯得過的獎裡最高的,但卻非常有標誌性。

 

一覺醒來,我變成了一個女性乳房

 

前文提及過羅斯的《乳房》,但仍未道及他與卡夫卡之間的關係。1976年,經歷過離異、精神問題的他曾在《紐約時報》上說過:「我之前的目標一直是成為一個作家和堅強的人,當時我正由於偏離初衷而深感沮喪——但我憑著卡夫卡精神迷失和能量阻塞的故事重生」,「當我開始接觸卡夫卡的小說時,我幾乎想為之前體驗過的阻礙和迷失歡呼。」

縱觀羅斯的學術歷程,他的論文、創作也有非常濃郁的卡夫卡元素,他先後有〈看卡夫卡〉(Looking at Kafka)、〈尋找卡夫卡和其他答案〉(In Search of Kafka and Other Answers) 等短篇夾敘夾議,有藉卡夫卡的主題而發揮的《乳房》、《布拉格狂歡》(The Prague Orgy)等小說創作,他甚至在〈看卡夫卡〉這篇文章裡,寫卡夫卡臨終前的一年回顧自己的一生,然後逃離了布拉格和家庭的魔爪。在這場盛大的逃亡裡,卡夫卡並沒有如同歷史般死於肺結核,更越過了納粹大逃殺,抵達了美國新澤西州,成為了他——菲利普.羅斯——的老師,更和他的姨母發展了戀情,直到80歲才死去。

在教授比較文學課程時,羅斯會和學生一同閱讀卡夫卡的作品,並和他們一起模仿他,一同寫信給自己的父母。在卡夫卡被父親壓迫的人物形象下,激發學生對於家庭倫理之間的反思。之後,羅斯寫下了《乳房》,一覺睡醒成為了一個女性乳房的猶太比較文學教授,很明顯指涉的就是他自己。這個乳房並不像卡夫卡《變形記》中怕事與失去溝通能力的巨蟲,反而是會抱怨與找出自己變形的原因。更因為主角是比較文學教授,他會把自己的經歷和卡夫卡的小說並置,讓故事變化出更多奇妙之處。

宣佈不再寫小說幾年後,羅斯的作品在華文地區仍未相當流行,一方面,流行這回事當然有時差,有時甚至要晚上幾十年,我們才真正能閱讀到外國以前風靡一時的著作。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夢的破碎,和我們的確沒有甚麼關係;家庭倫常的背離,中國的傷痕文學的描述更為精準殘忍,在羅斯的諸多小說裡,我們回顧自身:我們一直都活在碎開的夢境裡,我們都是殘破時代的孤兒。只不過,羅斯作為當代獲得最多獎項的作家之一,一個活活挺過後現代破碎浪潮仍能重振旗鼓的人,始終值得我們進入他的文本,理解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事情,究竟和人們在沉醉的大夢,有多麼誇張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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