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刊於01哲學—

當我們討論拉丁美洲文學,最初浮現到腦海裡的肯定是文學爆炸時期(Boom Latinoamericano)。在1960-70年代,有出版《城市與狗》的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最明淨的地區》的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當然還有我們最熟悉的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那許多許多年前去看冰塊的奧雷諾上校,那好多好多年以後通過馬孔多的,無窮無盡的貨櫃火車……

但我們今天不把焦點放在魔幻寫實主義這邊,我們追溯到這個時期的五十年前,一位潦倒的詩人,他的名氣到了死後才慢慢壯大起來,直到文學爆炸時期,成就才真真正正地被肯定。他的名字是塞薩爾.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諾貝爾獎得主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曾說過:「我愛巴列霍,我們是兄弟。」

巴列霍的詩作並不算多,相較後來的聶魯達與帕斯更是少得可憐,然而名震文壇的後兩人也毫不諱言受到巴列霍的影響,就連帕斯的《太陽石》(Piedra de Sol),也有不少巴列霍的影子。不過,儘管巴列霍的影響如此之大,他的一生卻是一首完整的悲劇詩篇。他曾寫道:「我出生的那天,是上帝生病的日子,那天祂病得很重。」

我將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

在秘魯的聖地亞哥德丘科出生的巴列霍,是家中的第十一個孩子。這很符合我們對於拉丁美洲的想像,在馬奎斯的小說裡,那龐大而錯亂的家族史,那如藤蔓般無法搞清楚的名字與血緣。巴列霍的父母皆是西班牙後裔與印第安女人的混種,而當他出生時,家境早已不佳。他勉強進入了首都的大學,在讀書時開始寫詩,在1919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黑色騎士》(又譯《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但這部詩集與他後期的作品有巨大的差異——以文學的語言來說,他後來的作品有革命性的轉變。

這當然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1920年他因為思鄉回到出生的小鎮,卻不慎捲進了一場犯罪行動裡。他的家鄉有一個家族的房子被搶劫及燒毀,巴列霍被指參與及策劃這場行動,使其蒙受不白之冤。儘管嘗試過躲藏與逃走,但他仍被抓到,度過了112天的階下囚生活。

在牢獄的那些日子裡,巴列霍與世隔絕地寫著詩歌,這並不是指他可以在獄中享受到自由的快樂,而是他必須無邊無際地感受到孤獨、驚慌與死亡的侵襲,這些思想成為了他詩歌的母題。在獄中他寫成了詩集《特里爾塞》(Trilce,詩人陳黎並不將書名翻譯成中文,因這詞是巴列霍的自創詞。)的絕大部份詩歌,他悲痛地寫道:

而我孤單地留在這裡,
右手高高地搜尋著
第三隻手,來
護養,在我的何處與何時之間,
這個無用的成人期。

出獄以後,他決定遠遠離開這個陷他於不義的家鄉,遠赴巴黎。此後他再沒有離開過歐洲,在起行前,他寫道:「在巴黎那裡,我將吃石頭」,而後來的故事告訴我們,巴列霍的確是餓死的,飢餓與貧困至死也沒有遠離過他。1928到29年,他曾兩度到訪蘇聯,卻在翌年因從事左翼活動而被逐離法國。爾後他到了西班牙,又回過巴黎一陣子,最後因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往當地,寫下詩集《西班牙,從我這兒把這個杯子拿去》。事實上,在前往西班牙時,他早已百病纏身。

1938年當巴列霍在某個星期五死去時,想必他會回想起以往的詩作,而當時的人肯定不會知道。當1939年,他的九十五首詩作被結集成《人類的詩》(Poemas humanos)一書在巴黎出版時,後人才能看見〈白石上的黑石〉這首詩,而這位詩人,早已魔幻地預視了自己的死亡:

我將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
那一天早已經走進我的記憶。
我將在巴黎死去——而我並不恐懼,
在某個跟今天一樣的秋天的星期四。

不幸、病痛、貧窮與被輕視一直圍繞著巴列霍的一生,在他生前,只有寥寥的詩歌狂熱愛好者才認識他。直到他死後一段長時間,當魔幻寫實主義進入華文文學圈,當中港台多地都為著波赫士、馬奎斯的作品而迷狂時,巴列霍卻再一次缺席了。直到二十一世紀,他的作品才有第一部中譯本。當我們討論拉丁美洲文學時,固然無法避免魔幻寫實主義流派的巨大影響力,但在歐美語系裡大放異彩的拉美詩歌,我們暫時仍需要熱切地等待,等待一場關於詩歌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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