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刊於01哲學—

 


總是難以啟齒回答的一個問題——如何閱讀文學?你總會左思右想,該推薦一本書還是說一套理論,該說一位作家還是一個流派。這是如此難以處理,以致發問者也有點不好意思了,轉而詢問另一個問題:那有甚麼入門書好推薦呢?

 

泰勒.伊格頓(Terry Eagleton,1943年2月22日—)的《如何閱讀文學》(How to Read Literature)也許是個好答案,這部書在2014年翻譯成繁體中文後,迅速佔領了各大書店的暢銷書位置,讓一眾想要接觸文學的志同道合之士終究認為自己可以踏進文學領域的大門……然而很快就夢碎了——這本所謂的入門級書本還是那麼難,那麼複雜……

 

說起伊格頓的作品,他有一部份著作標題都傾向這種簡單易懂的風格:2011年的Why Marx Was Right(這裡不得不吐嘈一下繁體譯名《散步在華爾街的馬克思》),2007年的The Meaning of Life(繁體譯名是《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但撇開這些簡單容易的入門式標題,他的內文仍然顯露出他本人功底紮實的一面,而且假設讀者已有一定水平的功力。因此,他所謂的「How to」,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入門。就連他在文中慣常的「吐嘈式書寫」,未接觸過文學流派的人也未必能看懂,比方說「奧斯卡.王爾德,另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愛爾蘭人,索性以侮弄英國人為業。根據他的說法,真理是『人最近的心情』。對他而言,真正的自由既意味着不受穩固的自我身份限制,也意味著不受限制地和英國貴族的公子們上床。」

 

伊格頓是何許人也?也許在他登上暢銷書榜前,普羅大眾早就聽過他的經典發言:「一切文學批評都是政治的批評」,把文學與政治完全掛勾了起來。假如要理解這句話,我們首先要處理的,就是伊格頓本人的背景,以及他所接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脈絡。

 

一切文學批評都是政治的批評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特徵就是重視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沙特1947年在〈何謂文學?〉的第一章已把文學定義為必須介入社會,成為當時法國文學界其中一項最著名的主張。沙特說這句話時,伊格頓還是個孩子。

 

伊格頓於英國出生,他的家庭是個普通工人家庭,卻具備著初步社會主義思想,以致伊格頓少年時期已接觸到不同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就讀於一家普通的中學,大學卻進入了劍橋大學,所以在晉身這座學術城堡時顯得格格不入。出身低微和難以融入上流社會的雙重打擊下,他開始以平民身份挑戰貴族階層。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年代席卷歐洲,法國先是有存在主義的沙特,後有結構主義派阿圖塞和他的弟子們,試圖解放傳統政治秩序。這種思潮對當時倍感壓抑的伊格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在這種文學與政治的大勢下,伊格頓反思了文學批評的這一個傳統,並在《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繁體翻譯終於沒有調皮了,雖說這是90年代的譯本,譯名通常都忠於原著)一書裡提出:「文學理論一直不可分割地與政治信仰和思想價值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學理論並不是一種依靠自身的理性探究的對象,而是用來觀察我們時代歷史的一種特殊觀點」。這意思並不是指文學是缺乏的,卻是指出各種批評的人和方式無論是當時流行的精神分析理論、作者已死理論等等,都超越了文學本身。

 

所以,簡單一句話來總括——「純粹的」文學理論是不可能的,只是一個神話。所謂的純粹文學是想以「文學的語言」對文學作品作出文學批評(這麼繞口),而把其他「非文學性」的批評都排斥放棄。然而伊格頓指出,這種論述的前題是建立在文學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本體上的,然而文學卻沒有任何本體,它和世界的諸多理論都是互相聯繫的。

 

而伊格頓定義的「政治」所指涉的,是社會最根本的制度,批評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必然會受制於當時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規定了甚麼是應該批評的,甚麼不應該,又要按甚麼策略去批評等等,這些策略使得批判必然是「政治的」。他還提出了「文學理論不應該因為是政治的而受到譴責——(譴責者)盲目地提出一些學說,並想當然地把這些學說當成『不言而喻的』、『普世的』價值。然而只要對這些學說稍做思考,就可以看出他們在加強某些人的興趣」。甚麼興趣?以伊格頓的話看來,就是說如果有人提倡「非政治」的批評,這只會更有效地推進對文學的政治利用。

 

理論之後

 

雖說我們討論伊格頓時,經常會停留在他對於文學的理解,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如何導致他對於文學的認識。但我們萬萬不能忽略他對於當代世界思潮的認識,以及他新近提出的見解。在2003年他寫下一部作品《理論之後》(After Theory),以他慣常的吐嘈式書寫,深刻地揭示了這個世界的無力感。「新一代並沒有提出甚麼屬於自己的重要概念,前輩的典範顯然太崇高,難以仿效。〔……〕然而,從傅柯與拉岡開始坐在打字機前到現在,這個世界已經經歷了深遠的變化,在這個時代裡,究竟還需要哪種新穎的思考模式?」

 

他提出在二十一世紀裡,舊有的理論都過時了,在那些「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身上神聖而神秘的光環通通褪色,如今真正性感的題材是「性」,法式濕吻比法國哲學吸引,自慰的政治比中東的政治來得迷人。他提出,我們終於承認了,關於幻想和慾望的部份,其實和關於真理與理性的部份,不相上下。一切的界線都消解了,後現代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結盟,達成了他們的終極目的,他只能慶賀著「在世界上有半數人口缺乏適當衛生設備,而且每天靠不到兩美元過活的情形下,並不是所有的文化理論學者都浸淫在西方世界的自戀中,忙著分析陰毛的歷史」。如今,他最著重的思想是後殖民論述,並認為是文化理論裡最寶貴的成就之一,只不過在歷史感瘋狂消解的大環境下,學院內外的人都開始失憶了。

 

除了失憶以外,後現代主義論述亦對如今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其中一項走火入魔的論述是攻擊「規範」(normative),提倡差異的知識分子想要毀壞一切既定框架,認定少數永遠比多數來得更有生命力,並頭腦不清地認為違反規範的舉動都是激進的政治行動。甚至認為缺乏穩定認同,就是激進主義的表現。伊格頓嘲弄地說:如果這些後現代主義者們能夠問問那些被輕視,被社會遺棄的人對這些論述有甚麼看法,想必會很有趣。

 

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如今我們正處於一個意義消解,後真相的世界。若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是直視歷史,在令人無比痛楚與懼怕的21世紀裡,看回人類發展到如今,該往哪些方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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