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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森與歐梵,以及烏有世界——文學的語話權之爭》

【烏有文學史】

烏有史(Uchonritikia)一詞脫胎自烏托邦(Utopia),是由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結集而成的文本,形式不限於小說、散文或論文。這種歷史並不一定會以真實的事件、歷史的進程去支撐其「烏有史實」的理據,甚至,很大程度上,正如對於架空歷史的定義,烏有史只不過是「假設某個歷史事件有另外一個下場,會產生什麼事件」的文集。[1]因此,作品裡的時空與發展全由作者控制。然而,虛構歷史有什麼意思?除了一般可能會預視的回應:「彌補心中的缺陷,讓事情順著作者的意願,建構相對美麗的新世界」以外,可能還存在另一種答案。

陳冠中書寫新作《建豐二年》時沿用了烏有敘事的路線,在封面已然寫著六字:「新中國烏有史」。新中國,1949。史家以制度變革去劃分新舊時代的分野,而在《建豐二年》中,陳冠中則架空該段歷史,並轉由國民黨勝出國共內戰,執政時不走激烈改革的路線,改走資本主義的溫和路線。以致大鳴大放、文革等事件並未出現。這些事件的消去導致了許多變化,陳以七段敘事,九位主線角色去交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發生的林林總總,還原出烏有中國的面貌。

《樹森與歐梵》是《建豐》書中的第六段敘事,本文集中處理該段烏有文學史的脈絡。然而烏有的文學史何以值得處理?對於歷史,人類使用閱讀、反省等方式去處理,而烏有史的價值便是在於它是另一種處理手法,它提供相異的答案,讓人對比現實與虛構歷史的面貌,從而對於這段歷史的過程得出更深刻的見解與答案。它並不是鑑古知今,而是鑑虛知實。

【樹森與歐梵】

在架空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由於沒有上述歷史的發生,文化人毋須受多重苦刑,文藝風氣昌盛:民國初抵升平世,意識形態由你死我活的敵對轉為眾聲喧嘩的爭艷,只要不替共黨張目,不直接衝擊國民黨的統治,一般文藝創作幾乎百無禁忌。[2]殖民地香港也沒有南來文人現象,反而發生了完全相反的一九四九難民潮:他們(難民)因各種理由不見容於國民黨政府,其中有部分是民主人士,大部分只是找不到組織的地下黨人〔……〕不願意或沒資格跟隨黨中央撤到蘇聯海參崴。[3]綜合而言,一切文化都在烏有的中國大陸裡充份發展。在《樹森與歐梵》一段裡,主要提及七位作家的驕人成就:老舍、林語堂、沈從文、張愛玲、施蟄存、巴金、錢鍾書,他們在中國各地潛心寫作,老舍及林語堂亦先後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篇幅所限,我將集中處理首四人,老、林、沈、張在烏有史與現實間的對比。

老舍在烏有史中於一九六八年以「六一年動筆、六七年完成的滿族史詩式小說」《正紅旗下》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一個大國之內的少數族裔作家以最大多數族裔的主流語文寫成的作品[4],陳冠中如此描寫。而在真正的史實裡,老舍於1962年因中共當局批判文藝而停止了書寫《正紅旗下》。《建豐二年》裡,描寫老舍的筆墨不多,他的作品也是按著現實的順序而面世的,但因著它的政治氣候改變,國民黨執政的新中國受到國際關注,以致老舍得到更高的關注度。

林語堂的書寫過程亦與現實相似,在一九四九前書寫《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與《京華煙雲》等,實與現實相似。陳冠中亦沒有花費過多筆墨書寫他在四九國民黨抗共成功後的生活,只指出他現今(一九七五年)轉而定居廈門,而非現實中的台灣。他準備以華文撰寫下一部長篇小說,如此而已。而他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則是三九年的《京華煙雲》。在現實之中,他在1940已因此作品獲諾獎提名,1950年,林語堂再次被提名。

沈從文是《建豐二年》裡在一九四九年後命運大幅改變的一位。也許有著這樣的考慮:老舍與林語堂得獎是實至名歸的,在四九後只是因共產黨的政治氣候而落選下來;倒是沈從文在現實裡因共產黨執政而停止了文化創作。現實裡,他的三十萬字作品《長河》未有完成,在一九四九後封筆不寫。烏有史裡,他在國民黨執政後「穩住了自己[5],並於一九五八年出版了小說《存者》,取意死老長已矣、存者且偷生[6]陳冠中在文中指出沈從文的這種變化實在不難推斷,他是個會不斷嘗試文字實驗的作家,認為自己不寫作「真是國家損失」[7],因此,陳冠中如此虛構了沈從文在烏有文學史中的地位。

張愛玲於烏有史的命運亦有變化,在現實裡,她於1950年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卻感自身不合社會環境,並因與胡蘭成的關係面臨政治壓力。於是在1952年離開大陸,來到香港。而在《建豐二年》裡,她的作品《十八春》因著抄襲美國人馬寬德的《樸廉紳士》而獲污名。[8](這是一段事實,張愛玲的確在《十八春》改寫成《半生緣》時,滲入了馬寬德(John P. Marquand)的著作《樸廉紳士》(H. M. Pulham, Esquire)中描寫男性的手法。)[9]但後來,她潛居上海後因摩登都市的發展而文思爆發,甚至被夏志清斷言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10]

《建豐二年》裡,重點分析了以上四位作家以及另外三位,從地理位置,到政治環境如何影響寫作的變化也有描繪。只是,對比他們現實的際遇,有些作品的確面世了,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但為何最後沒有得獎?或某些作家甚至備受國人忽略?

【國際文學的話語權】

這個問題並不能以《建豐二年》是烏有小說一句就輕易帶過,當然,陳冠中無疑把對於中國文學的美好想像投射到(鄭)樹森與(李)歐梵身上,讓他們都蒙受著文化的光環。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如何,中國文學站在國際文壇又是如何的一種光景?上文介紹四位作家時亦有提及,他們也曾獲諾獎提名,只是不幸鎩羽。陳冠中的確還他們一個夙願了,但真實情況卻並沒有如此簡單。

2001年,鄭樹森撰文《回顧諾貝爾獎一百年》,認為文獎的歷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段是1901至1953,爭議巨大,院士甚至未能決定文學的定義,而意識形態保守,甚至地域色彩過重,以歐洲得獎人為主,亞、非、拉三洲文學基本上全面缺席。第二階段是1953至70年代後期,開始專業化而只頒給文學家,同時開放意識形態,頒給不同政治取向的作家(如《齊瓦哥醫生》、《靜靜的頓河》等),也寬廣了文學品味,前衛作家也備受肯定。第三階段是70年代後期到世紀末,開始國際化而發掘小語種的大師,如捷克、波蘭等等。[11]

但儘管諾獎開啟了對國際文學的探索,它仍然是「對第三世界文學作品較欠認識,有時批評家與學者的意見也能左右大局。」因第三世界文學作品譯成歐洲語言的較少,批評家的意見與學者報告就會受到特別的重視。[12]中國文學也曾受一段長時間的冷落,原因是不受翻譯成歐語,上文提及的林語堂於1940獲提名的《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也是由英語寫成,寫成地是在法國。高行健於2000年得獎的《靈山》,也是於1992由馬悅然譯成瑞典語,才在國際文壇上倍受重視。

事實上,諾獎的黑幕傳言一直未停止,著名評論學者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於《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指瑞典皇家學院的文學獎評審實在是對批評界智商的侮辱,不論是鄭樹森先前提出的第一階段中獲獎的「前所未聞」或「匪異所思」的人物,甚至對後來的大師視若無睹,是「遺漏」與「鴕鳥政策」。[13]而在1982年時,尚未成為院士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也指出,一位年紀最大的院士行「歐洲中心論」,趕絕亞、非、拉文學。當他過世後,情況就大有改善。[14]

那麼,《建豐二年》中提及的老舍、林語堂、沈從文等人得獎或角逐諾獎,是否空談呢。那倒是未必,1983年當馬悅然尚未成為皇家學院院士時,已向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提名沈從文,1986年更將其作品翻譯成瑞典文。而在早以前,法國一批學者也集體提名巴金。[15]龍吉維斯特院士也曾在1982年道,強烈暗示假如不是老舍在文革中去世,很有希望上榜。[16]

以上各種諾貝爾文學獎的改革,也預示了瑞典皇家學院的確銳意進行內部改革,接納更多國際文學,莫言也於2012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獎的中國籍作家。但是,何以在《建豐二年》裡,作家們可以提前那麼多獲獎?

這得從《建豐二年》的歷史觀談起,由於在國民黨執政的中國成為經濟大國,財富分配比世界上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更平均:近百年都沒有比現在更富足安定的時候了。〔……〕萬國競相來朝,國民見多識廣,外交也不願再仰人鼻息。[17]在如此國力下,國際之間莫不競相討好中國,它的硬實力與軟實力膨脹如此,在情在理也有大量學者去研究中國。如此,文學著作翻譯成歐洲語文也是情理之事,因此書中學者才獲得到諾貝爾獎。

這是獎項機制的問題,也是國際文學間的一重損失,但很大程度上是各個國家的影響力在左右大局。諾貝爾文學獎儘管是文學界最具指標性的獎項,但院士仍無法涵蓋整個世界的文學,充其量,從影響力較大的國家的文學開始著手。而《樹森與歐梵》文中,並未寫出而所指涉的就是如此一個關乎於文學以及國力之間的議題。

【從烏有史回歸現實】

本文集中處理烏有史中的文學現象,未能涉及政治史的《建豐》、《立人》,去殖史的《麥師奶與麥阿斗》等,實為可惜,也是筆力未足,望有讀者能書寫觀感,使其「烏有史學」更為詳盡。對於烏有史的效用,最簡單直接的一句話就能顯示而出:它是用以反思當今社會可以如何發展下去。單是《樹森與歐梵》中,反證出中共對於文化的摧毀外,亦能看到與香港現今的暗合之處。「四九年後,國人對共黨那套,文藝要帶著傾向性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普遍反感,倒是老舍的那點小距離、那點不一樣,回歸人情幽默、回歸地方百姓、回歸小說藝術的創作導向,受到熱烈追捧」[18],使人想及年中的文壇筆戰事件,高舉文學必須帶著真善美與政治意思的群眾,以及被動還擊的文學作者讀者,彷彿也是歷史沿襲至今,沒有做好文化教育的後果。

烏有史是一個諷刺,是一個因著事實虛無而提供巨大想像空間的載體。它是作者對於歷史與世界美好的想像,隨著各種邏輯推斷出來的新中國,閱讀時除了獲得種種「沉冤得雪」的快感外,更多的就著人物的際遇而傷悲。並非因他們的失勢,而是當樹森和歐梵在篇末高呼大喜,賀林語堂得獎時的狂歡,反映出當今中國以及香港文藝圈受過的政治性磨難,不由得讀者不悲從中來。只能盼望,在烏有的空想過後,可以有美麗的世界能因此而成真。

「就這樣!直到明年!」

「明年,再明年!再再明年!」

「終有一天會給沈從文!」

「對!」

「或許巴金、或許錢鍾書!」

「對!」

「或許張愛玲、或許施蟄存!」

「對、對,太對了!」

「願他們健康、長壽!」

「太對了,一定要活著,活到最後!」[19]


[1] Rebecca Kaplan, (2014) “Uchronia: The Alternative History List", Reference Reviews, Vol. 28 Iss: 4, pp.32 – 33

[2]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0。

[3] 〈東蓀〉,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4。

[4]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2。

[5]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6。

[6]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7。

[7]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8。

[8]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9。

[9] 也斯〈張愛玲的刻苦寫作與高危寫作〉:《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香港:中文大學,2010年),頁83。

[10]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70。

[11] 〈回顧諾貝爾獎一百年〉,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年),頁9。

[12] 〈諾貝爾文學獎的台前幕後〉,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年),頁26。

[13] 〈諾貝爾文學獎「黑幕」重重?〉,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年),頁31。

[14] 〈諾貝爾文學獎「黑幕」重重?〉,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年),頁32。

[15] 〈沈從文先生的歷史位置〉,鄭樹森:《文學地球村》(上海:三聯,1999),頁342。

[16] 〈諾貝爾文學獎「黑幕」重重?〉,鄭樹森:《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印刻,2007年),頁32。

[17] 〈建豐〉,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68。

[18]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61。

[19] 〈樹森與歐梵〉,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2015年),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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